运用现代司法理念对“执行难”的思考
金松
执行是指人民法院的执行组织，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内容，远用国家的强制力量，依法采取执行措施，强制负有义务的当事人履行义务的行为。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责。人民法院通过对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实现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序，捍卫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人民法院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执行了大量的案件，但仍有许多生效的法律文书未能执行，未能兑现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执行难”的存在已经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的权威与尊严，影响了人们对整个法律制度的信心，损害了执行当事人和案外人的合法权益，破坏了交易公平与安全，这一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所谓“执行难”，是指由于当事人自身的客观因素引起的，一些当事人法制观念淡薄，不履行法律义务，采取软拖、强顶、躲避，甚至以死相要挟，或者有的被执行人确实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被执行人人为地转移财产阻挠法院强制执行，或者被执行人无力承担举证财产所在的举证不能等引起的案件难以执行的局面；同时也由于执法环境差、执行立法不够完善、法院执行力度不够、执行人员怠于执行、地方行政保护主义干预司法独立等非当事人自身因素所引起的案件得不到实际执行的局面。
“执行难”是主要表现为：⑴被执行人难找；⑵执行人财产难寻；⑶被执行财产难动；⑷抗拒执行的案件难查；⑸申请执行人举证不力使法院无从执行；⑹执行财产的权属有待确定致使法院无法迅速执行；⑺立法的缺陷导致执行过程中缺乏实践操作性，给执行人员的依法办案增加了难度；⑻法院人员编制的限制引起的执行机构力量配备不足；⑼执行队伍素质不高，个别执行人员犯官僚主义，怠于执行案件；⑽地方保护主义作祟，受委托执行法院或协助执行法院不配合，不协助，使委托、协助执行案件执行效率降低；⑾裁判文书制作简单，未能对证据进行逐一的认定，亦未对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加以翔实而又明确的表述，导致当事人对裁判文书的公正心存怀疑，对履行裁判文书中所确定的义务持消极态度甚至抵触情绪，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执行难”；⑿如个别案件的裁判文书对执行事项的表述模棱两可，不具体，以致案件无法执行。⒀审执分离所引发的难执行，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3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行政案件中作出的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裁定，由审理案件的审判庭负责执行，审判人员一般注重的是案件的审理和判决，除当事人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外，对于不影响案件审理的，审判人员一般不主动依职权裁定对被告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这就为被执行人在执行程序开始前转移财产提供了机会，使执行程序开始后的执行工作无法顺利进行；⒁法院为追求社会的稳定而不得已的慎重执行而引发的执行工作难以开展，如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以死相威胁，法院不得已而采取暂缓执行，对其进行思想说服工作等；⒂地方行政保护主义干预司法独立妨碍法院执行。
在谈到法院“执行难”的问题根源的时候，大家都已先入为主地形成一种思维定势，首先想到的就是法院，大做特做法院的文章，却疏忽了当事人这一至关重要的角色。客观地说“执行难”的根源分别存在于被执行人、社会和执行机构三个方面。首先，是被执行人的原因。债务人当前和将来都根本没有履行债务的能力，债权人的债权当然难以实现，进入执行程序也是徒劳无益的，这种执行当然的困难的。其次，是社会根源。它又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管理机制不健全，对于债务人的财产及信用状况缺乏有效控制，以致发生“债务人难找，债务人的财产难寻”的无奈；二是地方及部门保护主义思想作怪，外部干扰严重，因而出现“协助执行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的尴尬局面。再次，是执行机构的原因。一是少数执行机构消极不作为，如对于债权人的申请久拖不执，对于债务人的财产不查不找，对于受托执行按兵不动，对于明显的执行错误不理不纠，等等；二是个别执行机构违法积极作为，如违反法定程序查封或解封财产，故意高估或低评被执行财产，违反法定顺序清偿或分配财产，强迫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阻碍甚至对抗外地法院执行，等等。因此，把“执行难”的原因完全归咎于人民法院，板子全打到法院身上，也是不公正的。
在笔者看来，造成“执行难”的主观原因，在于对“执行难”的不全面认识和执行工作指导思想的错误。《民事诉讼法》自施行以来，指导执行工作的价值目标就是追求债权人债权实现的最大化，从而导致执行中的超职权主义。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大包大揽的现象比较严重，权利人向法院申请执行后，即使未提供任何财产线索，法院也会依职权主动出击，调查取证，执行保全，等等，或者为提高结案率，动辄裁定中止或终结执行。在这种执行工作模式中，当事人游离于执行程序之外，法院几乎成了“讨债公司”。不仅浪费了法院的执行资源，而且极易使当事人产生角色“错位”，认为执行完全是法院的事情，只要案件不能执结，不问原因何在，都归咎于法院执行工作不力。这种超职权主义的工作模式，使法院执行工作一直处于“吃力不讨好”的尴尬。
把评价执行工作的标准定位于债权人利益得以实现，这是当前评判执行工作急需澄清、转变的观念。衡量法院执行工作是否已经尽职尽责的标准，是法院是否已经充分履行了法律设定的一切执行措施。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从强制执行的实质看，强制执行是在当事人对合法权利的个人私利主张得不到实现时，由人民法院 实施的公力救济。受理当事人的申请，是对当事人申请执行这一程序权利的认可和保护，不是对执行结果的承诺，也不意味着法院就成为“付款给钱”的地方。如果以债权实现的多寡作为评价法院执行的标准，指责法院“执行难”，实际上就把债权得不到充足实现时当事人应承担的责任转嫁给了不法院，这显然不妥。
二、从执行的目标看，强制执行所能保护的债权是那些可以实现的利益。如果当事人的某项利益在客观上已经没有实现的条件，法院就只能通过判决对权利义务进行确认，体现司法执行权的公正。
三、从执行权的运行特征看，执行法院即不是任何一方当事人的代言人，也不是任何一方的对立面。只要法院 穷尽了法律设定的一切执行措施，切实履行了法律职责，执行程序就应当宣告结束。要把执行人员作为中立的司法者来评判，而不能把执行人员作为债权人的代言人来评判。
为此，明确了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所处的地位，转变执行观念，把在执行工作中的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化。我国民诉法规定的“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执行规定》第28条规定的“申请执行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其所了解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或线索”，以及现在全国各地盛行的诉讼执行风险告知书，都在一定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举证责任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移。在执行过程中，当事人负有一定的举证责任，将当事人因举证不能而导致案件无法得到实际执行或迅速执行的过错归结到法院身上，不加区别地统称为“执行难”，而将当事人自身未能履行其举证义务所引起的权利暂时无法得到实现的后果由法院来承担，忽略了当事人应对其行为负有充分估断到市场交易的风险并将之最小化的责任，助长了当事人消极等待的心理，把法院推向矛盾的焦点所在，这是显然不符合我国的立法精神和诉讼的发展体制的。执行的本质是对既有法律文书内容的实现，权利人的权利是否能够得以全部满足，除了法院执行力度和方法的原因外，最根本的还是取决于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保证全部实现债权并非法院执行之责任，法院所应承担的是为实现债权的“措施到位”责任。因此，要注意执行程序的正当性。在执行程序的进行中，要始终保证公开、公平、公正，保障当事人的参与权、知情权、处分权和抗辨权，充分体现程序的工具性价值和社会正义价值。
在用现代司法理念思考“执行难”时，我们不能忽视人民法院内部的执行机构体制的不完善是造成执行难的重要原因。根据十六大报告的精神，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的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改革和完善法院内部执行机构不利于执行工作的因素是解决执行难问题的重要途径，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目前法院执行机构体制存在的弊端有：
一、现有法律对执行机构设置重视不够。一方面，法院组织法只字未提执行机构问题，民事诉讼法也只规定基层法院、中级法院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执行机构，这只是一个选择性规范，似乎执行机构是可有可无的机构；另一方面，法律也没有给执行机构确定一个法定的称谓。这与法律对审判组织的态度相比,有一种明显的厚此薄彼之感。目前，我国各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虽然都设立了执行庭，但最高人民法院仍没有执行庭，平级法院执行庭之间，业务联系性差，上级法院执行庭对下级法院执行庭的指导、监督作用也甚微；且执行机构称为“执行庭”，将其等同于审判业务庭，上下级法院执行机构之间仅有业务指导、监督关系，并无领导管理关系，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根据我国现行人财物管理体制，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财物受控于地方，地方法院 设置的执行机构被当作地方政府处理本地事务的工具，为本地利益的实现而服务。另外，人民法院也不是处于真空之中，当然也会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在执行中难以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的干预。
二、现有法律对法院执行人员的地位不明确，缺乏应有的组织保障。法院组织法中只讲到各级人民法院设立执行员，执行员的法律地位及任免程序不明，且法官法中也没有提及执行员，这影响了执行工作在法院工作中的地位，也挫伤了执行员的工作积极性。在司法实践中，对执行员的任免一般没有手续，随意性大，很不严肃。而审判员的任命不仅需要组织部门的考核审批，还需由本院院长提请人大审议通过,不经法定程序，不受撤免。表现出执行员的法律地位不如审判员的现象，执行人员往往较审判人员被提升的机率要低。然而目前执行工作比审判工作更加艰巨复杂，不愿干执行工作，是法院内部人员存在的普遍现象。执行庭的执行人员往往被任命为审判员，这又显然有悖于执行工作由执行员进行的原则。另外由于法律对执行员的地位不明确，导致在一些人的意识中，执行人员不需要什么业务能力，不需要较多的法律知识，只要能吃苦耐劳就行了，放松了对执行员的培训、学习，给予足够的重视。当前，法院执行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这与目前执行员的法律地位低的现状很不适应。可以说，执行员法律地位不明确是影响法院执行工作力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在权力配置模式上，将执行案件等同于审判案件，执行人员一案到底，集执行裁判权与执行实施权于一身，且缺乏有效监督制约，容易造成执行权力的滥用。权力的滥用和扩张，司法公正和效率目标就难以保证。
四、长期以来我国的执行立法滞后，尚未有单独的强制执行法。我国现行法律关于民事执行的规定，包含在民事诉讼法第三编中，共四章30条，不但条文少，内容不完善，其余的散见于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一些司法解释中。与各项审判工作的法律规定相比，执行工作的规范性规定条文少，乏整体性和系统性，在实践中应用起来极为不便。民事诉讼法在1991 年对违反执行工作一系列违法行为的处罚措施在今天仍在适用，也不能更加有力地打击妨碍执行工作的行为，有些条文规定的十分粗放，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且产生异议，更没有明确界定罚款与拘留、罪与非罪的界限，导致目前法院执行工作在这方面的力度不大，缺乏应有的威慑力。执行权这一重要的概念尚无法律界定，何况是执行改革中所采取的许多措施，如建立执行权分离运行的机制等，难以在现行法律规定中找到直接的依据，越发加剧了执行工作的难度。
为此，针对目前法院执行机构体制存在的上述弊端进行改革的几点设想：
一、从法律上明确执行机构设置的法律地位。当前，我国需要体现国家强制执行权的法院执行机构进行强制执行的领域十分广阔，如民事诉讼、仲裁、公证、行政、破产等等。据以执行的依据包括法院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支付令以及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仲裁裁决书、公证债权文书等等。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越来越多收案范围越来越广，案件类型也越来越复杂。严峻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建立健全强有力的执行机构以及执行人员队伍，以适应强制执行工作的需要。建议在全国法院系统内自上而下成立相对独立的执行机构，增加人员编制，健全执行机构的内部设置。其人员经费的编制预算，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直接由中央财政支付，实行垂直领导，摆脱地方控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完善的、协调的执行机构网络。这样，在强制执行工作中，下级法院执行机构可以及时地得到上级法院执行机构的指导、协调和监督，同级法院之间可以相互配合。
二、科学合理地设置执行机构，构建执行权分权运行模式。在法院执行机构内部设立执行裁判权、执行实施权相分离的运行机制，分权的目是权责明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使权力运作更加顺畅，有利于形成科学的执行工作流程管理机制，有利于提高效率，同时在制度上以防止权力集中，产生执行不公的现象。执行裁判庭由执行法官及书记员组成，负责行使执行裁判权和发出执行指令，制定执行计划。其主要工作职责为，：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执行内容，作出执行裁定及指令；审查案外人及第三人异议；决定变更及追加执行当事人；对委托评估、拍卖、变卖和执行分配进行裁定；决定执行案件的中止、暂缓及其它执行裁定；负责执行案件的期限及执行回告；审查对拘留、罚款决定的复议申请等。建立对执行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实行合议的制度。执行实施权由执行员组成，根据执行裁判庭的指令及制定执行计划，负责实施执行措施。其主要工作职责为：送达执行法律文书；调查核实被执行人的财产；实施强制措施；负责简易案件的执行以及实施其它执行行为。
执行裁判权和执行实施权分权行使，改变了传统运行模式中案件由个人决定、执行权高度集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客观上容易导致执行权滥用的状况。执行裁判权与执行实施权在相互制约的同时又相互监督，从运行模式上杜绝了随意执行，消极执行和简单执行、违法执行的可能性。实行执行全程公开，增加了透明度，杜绝了“暗箱操作”的可能性，使执行工作自觉接受社会及当事人的考察、评价和监督，从制度上杜绝了随意执行、违法执行的可能性，切实体现了执行活动的公开、公正、文明、依法。
三、从法律上明确执行员的法律地位。建议修改法官法，把执行员纳入法官的范畴，或者单独制定执行官法，执行员的任命经过组织部门的考核审批，由本院院长提请人大审议通过,不经法定程序，不受撤免。将执行人员与审判人员同等看待，调动执行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执行员的录用、任免、职权范围、职责、考核、奖惩等依据法官的管理办法作出具体规定，以保证其素质。
四、尽快制订独立的“强制执行法”。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就强制执行问题作了不少的司法解释，各级法院也都已制定或拟制定执行工作细则，不少地方人大颁布了有关强制执行的地方性法规，所有这些都在为制定独立的强制执行法做了准备工作。从执行机构设置、执行分权、执行管辖、执行程序、执行措施、协助执行、执行范围、执行期限、妨害执行行为的制裁办法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定，以适应日趋复杂的执行工作的需要。完善配套立法，营造有利于执行工作的外部法制环境。理顺民事执行权的运行机制，建立科学的民事执行管理体制，强化民事执行措施，强化执行机构及其人员依法执行的观念，确保公正执行，提高效率，为根本解决“执行难”打下良好的基础。
五、 加大执行工作的力度，改善执行环境。目前，由于我国强制执行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法院执行工作表现出苍白无力,使得大量生效法律文书难以执行。这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人民法院应有的司法权威，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形象，动摇了人民群众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信念，而且引发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导致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社会信用关系和商品交易安全缺乏保障，从而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改善目前的执行环境，加强宣传，加大处罚力度，提高法院执行机构的威慑力，从而扭转“执行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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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法律援助办法
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政府
郑州市人民政府令
（第７４号）
《郑州市法律援助办法》业经１９９９年５月２１日市人民政府第六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１９９９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市长 陈义初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郑州市法律援助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法律援助工作，保障公民享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维护其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其他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统一组织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等法律服务机构及其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并免收、减收、缓收法律服务费用的制度。
第三条 法律援助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保障符合条件的公民及时、有效地获得法律援助。
第四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服务机构及其法律服务人员，均有依照本办法规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
第五条 市、县（市）、区司法行政部门主管本辖区内的法律援助工作。
市、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在同级司法行政部门领导下，负责组织实施本辖区内的法律援助工作，依法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实施国家有关法律援助制度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
（三）组织实施法律援助事项；
（四）筹集、管理和使用法律援助资金；
（五）负责与法律援助有关的其他工作。
上级法律援助机构指导、监督下级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
第六条 社会团体、大专院校及其他组织在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督和指导下可依法开展法律援助活动。
第二章 法律援助对象和范围
第七条 申请法律援助的人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本地常住户口或持有本地暂住证；
（二）有证据证明为保障其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
（三）确因经济困难，不能支付或不能全部支付法律服务费用。
经济困难的标准为当地政府规定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
第八条 人民法院依法指定辩护的下列人员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一）盲、聋、哑或未成年的刑事被告人；
（二）刑事被告人中因经济困难无力聘请辩护人的残疾人和老年人；
（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刑事被告人；
（四）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中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刑事被告人；
（五）外国国籍或无国籍的刑事被告人。
第九条 法律援助的范围包括下列事项：
（一）刑事案件；
（二）请求国家赔偿；
（三）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扶养费；
（四）请求依法支付抚恤金、救济金、社会保险金等；
（五）因工伤请求赔偿；
（六）因见义勇为使合法权益遭受重大损失；
（七）办理（三）、（四）、（五）项公证事项；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条 对下列事项不提供法律援助：
（一）案情及法律程序简单，无需提供法律帮助的；
（二）依法已无法律救济途径的；
（三）因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或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发生争议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一条 法律援助主要采取下列形式：
（一）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二）刑事辩护和刑事代理；
（三）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代理；
（四）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
（五）公证证明；
（六）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
第三章 法律援助程序
第十二条 申请法律援助应持下列证件和材料，向法律援助事项应当受理的机关的同级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并填写《法律援助申请表》：
（一）本人居民身份证、暂住证或户籍证明；
（二）所在单位或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本人及家庭经济状况证明；
（三）申请法律援助事项的有关证据、资料；
（四）法律援助机构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监护人或法定代理人代为申请，但应提交与申请人的关系证明。
第十三条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在七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本办法第七条、第九条规定条件的，作出予以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作出不予提供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并通知申请人或代为申请人。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予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可在接到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同级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复核，司法行政部门应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七日内作出决定，并通知申请人或代为申请人。
第十四条 法律援助机构认为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完备或不真实的，可要求申请人作必要的补充或向有关单位、个人进行调查核实，有关单位、个人应如实如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情况。
第十五条 当事人直接向法律服务机构要求提供法律援助的，除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外，法律服务机构可依照本办法规定报法律援助机构审批，也可告知当事人持有关证据、材料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第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审查法律援助申请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未回避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决定其回避：
（一）是援助事项的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二）与申请援助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第十七条 有下列紧急或特殊情况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当即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服务机构也可以当即提供法律援助，并报法律援助机构核准：
（一）有可能酿成社会混乱，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
（二）有可能激化矛盾使当事人面临生命危险或遭受财产重大损失的。
在上述情况消失后，经审查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终止法律援助，由此产生的法律服务费用及其他费用由当事人支付。
第十八条 法律援助机构对决定予以提供法律援助的事项，应在五日内指定法律服务机构承办并发出《法律援助通知书》。法律服务机构接到通知书后应及时指定法律服务人员办理。
第十九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与当事人签定法律援助协议，明确免收、减收、缓收费用及各方的权利、义务。
当事人因援助事项解决可获得较大经济利益时，应在协议中载明在法律援助事项办结并获得较大经济利益后，向提供法律服务的机构支付一定的法律服务费用。
第二十条 法律援助机构在人民法院开庭十日前接到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的，应在三日内指派法律服务机构或律师提供辩护。
第四章 法律援助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一条 法律服务机构及承办人员应依法、及时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拖延、终止办理法律援助事项，其法律援助活动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监督。
法律援助事项承办人员不得向当事人收受钱、物或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有事实证明法律援助承办人员未依法或未按协议规定履行职责的，有权向法律服务机构或法律援助机构要求更换承办人员。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在法律援助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决定终止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一）以欺诈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
（二）获得足以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财产的；
（三）有证据证明法律援助的理由不再成立的。
有前款第（一）项情形的，当事人应双倍支付已为其提供法律服务的全部费用。
第二十四条 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人员每年应当义务办理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法律援助案件二件。超过二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按规定向律师或基层法律服务人员支付一定的法律援助费用。
第二十五条 承办人员办结法律援助事项后，应制作结案报告，并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公证书等法律文书和有关法律援助文书，经所在法律服务机构审核后报法律援助机构备案。
第五章 法律援助资金
第二十六条 市、县（市）、区设立法律援助资金。法律援助资金的来源包括：
（一）财政拨款；
（二）社会各界捐赠；
（三）其他合法来源。
第二十七条 法律援助资金用于下列支出：
（一）承办法律援助事项；
（二）举办法律援助宣传、培训活动；
（三）表彰、奖励法律援助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
（四）符合规定的其他用途。
第二十八条 法律援助资金由法律援助机构按照规定管理、使用，不得挪作他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法律服务人员拒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由市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履行；情况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
第三十条 法律服务人员未依法履行职责，给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失的，除依法赔偿损失外，由市司法行政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罚。
第三十一条 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致使当事人遭受重大损失的，或者违反规定收受当事人财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由司法行政部门和有关部门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１９９９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