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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安监管协调字〔2004〕48号

关于加强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

　　当前，我国的生产经营单位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十分严重，职业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接触职业危害人数、职业病患者累计病例数均居世界首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50多万个厂矿企业不同程度存在职业危害，实际接触粉尘、毒物和噪声等职业危害的职工有2500万人以上。我国职业危害分布在30多个行业，其中以煤炭、冶金、有色金属、建材、机械、轻工、化工等行业最为突出。许多作业场所职业有害物质超过国家标准的要求，严重威胁着劳动者的健康与安全。

　　为有效遏制职业危害多发的趋势，进一步做好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督检查工作，切实保障劳动者的生命安全与健康，促进全国职业卫生状况的逐步好转，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各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必须充分认识做好职业卫生监督检查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从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认真做好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的监督检查工作。要进一步明确职责，理顺关系，加强领导，切实把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督检查的任务落实到具体部门和人员，周密部署，狠抓落实，确保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依法行政，加大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督检查力度

　　要按照《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加强对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的监督检查。要把煤炭、冶金、有色金属、建材、机械、轻工、化工等职业危害严重的行业作为监督检查的重点，切实加大对矿山开采、冶炼、水泥制造、箱包加工、玩具制造、皮革加工、制鞋、家具制造、化工、五金电镀、电子制造、装饰材料加工等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监督检查力度。同时，对危险性较大的设备、工艺流程、作业环境、特种作业人员和生产性建设项目也要进行经常性监督检查，控制和减少职业危害因素的发生。要通过监督检查，督促企业建立和完善职业危害防治责任制，健全职业卫生防护设施，为员工配备符合要求的劳动防护用品，加强现场管理，开展岗前职业卫生培训，定期组织职工进行体检，强化健康监护，有效减少和消除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确保劳动者的健康与安全。

　　三、标本兼治，从源头上减少和控制职业危害

　　要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的同时，加强对企业的技术指导和服务，通过法律约束、政策引导、技术示范等措施，引导企业采用先进的技术、装备、生产工艺和管理方法，逐步淘汰技术落后、浪费资源及职业危害严重的工艺技术、装备及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要加强职业危害预防控制措施和适用技术的研究，积极推广和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要按照《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和《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的要求，严格企业市场准入制度，从企业的职业危害防治制度、防治设施、应急救援预案、劳动保护等环节入手，认真审查企业是否通过职业卫生预评价，企业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的“职业危害防护设施三同时”制度是否落实，劳保用品是否齐全，应急救援预案是否切实可行。对不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职业卫生条件的企业，不能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不允许进入生产领域，从源头上减少和控制职业危害因素的产生。

　　四、努力探索新的职业卫生工作机制

　　各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切实更新观念，转变作风，努力实现从以控制伤亡事故为主向全面做好职业安全健康工作的转变。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和完善安全生产监管、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强化职业卫生监督检查执法人员的教育与培训，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职业卫生执法队伍。同时，要开拓创新，探索新的监管机制和工作模式，加强职业卫生监督检查工作的制度建设和法规建设，提高工作效率和效果，从本质上减少和消除职业危害因素的发生。

　　五、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

　　职业危害防治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的环节多、对象广、因素复杂。因此，必须从市场准入、税收征管、劳动用工等环节切实加强与有关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尤其是要加强与卫生部门的沟通协作，充分借鉴并吸收卫生部门组织实施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登记的经验和成果，在信息沟通、执法等环节加强联系配合，从而及时掌握各地的职业危害情况，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

　　六、加强职业卫生的宣传教育和舆论监督

　　积极开展职业危害防治、劳动者权益与保护等知识的宣传教育，促使生产经营单位增强职业危害防治意识，保证职业安全卫生的资金投入，并切实履行法律规定的职业危害防治职责；提高劳动者的职业卫生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充分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对忽视职业危害防治，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要予以揭露，公开曝光，切实把职业安全卫生工作置于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之下。

　　各单位在开展此项工作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国家局。

　　联系人：孙文德 秦兴强（国家局安全生产协调司）

　　电 话：（010）64463004

　　二○○四年四月十六日

　　



如何判定行政法规的效力

宋保卫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法学研究从无到有，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可观的成绩，行政法律越来越健全。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对行政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行政法制的健全与否直接关系着这一要求。我门不仅要健全行政法律，还要健全各种法规、规章，从而建立一个层次分明、效力清晰的行政法律制度。
一、行政法规与行政法律体系
正如英国学者指出的：“规则制定被视为现代官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政府过程的结构已为与规则名词有关的名词来定义，如规则制定、规则适用、规则决定（裁决）和裁量。”而在中国，行政法规是什么？这不仅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十分复杂的理论问题，也兼具相当的实践意义。
如何看待其他法治发达国家的行政规范体系，能否以中国式的层级化的思维去分析国外的行政规范体系呢？作者首先对国外的行政规范体系作了简明精当的梳理和评述。其中对美国行政规范体系的把握，尤为客观准确。在美国行政法规可以分为实体性法规、解释性法规和程序性法规。“实体性法规”又称“立法性法规”，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授权，调整私人权利义务的规则，具有法律的效力和效果；“解释性法规”是澄清或者说明现有法律或实体性规则的规则，不能为人们设定新的权利和义务；“程序性规则”则是行政机关颁布的规定机关履行其职责的内部程序规则和具体操作的实践准则。制定程序性法规是行政机构的“固有权力”，不需法律的授权。应该看到，中国行政法学所讨论的“法规”，与美国法中的“实体性法规”更为接近。
我国2000年颁布的《立法法》中，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规章。但现实行政法规却呈现了多种面相。而我国目前对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的区分，背后则是由相应行政职权的等级高低所决定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行政等级国家，我国之所以将行政法规与行政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隔离开来，也正是这种权力文化传统的作用。欧美国家的行政法治要求法规必须秉承授权立法的要求，而我国的行政规范体系更多是行政主导的产物，虽然有“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难免受行政机关自身规则和原则的约束。
二、行政法规的法理学依据与适用
（一）行政规则的外部化
在现代行政国家下，“行政规则的外部化现象”日益受到关注。发布行政规则的依据是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指挥监督权。在日本，行政规则被分为组织规则、解释基准、裁量基准、给付规则、指导纲要等类型。行政规则被认为没有规范上的约束力，但在实务中具有事实上的约束力。而美国学者也指出，尽管解释性规则、政策说明等都不具有法律拘束效果，但当机关将其作为确立影响私人权利义务的标准时，它们就有了实践上的拘束力。
（二）现代管制国家中的行政标准
正如中国台湾学者叶俊荣指出的，管制标准的制定是行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药品标准、环境标准、医疗事故鉴定标准、互联网标准等，在中国现实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药品标准为例，它不仅构成了判断相对人是否违反药品管理法律法规的重要准则，而且还对判断生产销售假劣药品罪的构成要件成立与否发挥很大作用，还可能成为核发生产药品许可证的基准，以及药品检验机构进行药品检验的依据。因此，行政标准尽管不直接规定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形式意义上看它不是“法”，但它作为管制过程中的重要基准，对公民的生活和工作可能有着比形式意义上的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更密切的关联。
（三）行政法规与裁量
诚如国外学者所说的“行政法被裁量术语统治着”。而规则制定也与裁量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对行政法规裁量权模式缺乏严格的立法监控，并非有了上位法律文件，下位行政机关就可以自主制定“实施细则”或办法。我国《立法法》首次确立了法律保留制度，承认了人民代表大会在基本人权领域的专属立法权，这可以从根源上遏制“行政即法”观念的滋生与蔓延，约束行政法规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四）行政法规在民事领域的适用
对于公私法之间的界别，在大陆法系国家已有充分的探讨。例如德国学者毛雷尔就认为，私法以个人意思自治为出发点，旨在调整私人之间潜在的或者已经发生的利益冲突。而公法，特别是行政法，作用在于确定国家权力的基础和界限。
我国的民法学者更多的对行政法怀有某种程度的误读，例如有学者就倡导以民法典划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范围，控制公权力的滥用；还有学者将行政规范介入民事领域视为公法对私法“地盘”的侵蚀，乃至称为“财产权利不正当的公法化”。
三、行政法规的效力与适用的协调
本来一些只要法律法规相统一就不会发生的问题，现在由于法律法规相冲突而出现了。法律法规的不协调是依法治国的“大敌”。客观地讲，法律和部门法规、地方性法规冲突的怪现象时有发生，媒体对这类问题的报道也不少。同一项行政事务，在不同的地区因适用不同的规定而出现相异的结果。甚至于，还出现个别恶意违法者在不同地区开展“制度游击”的奇闻。一般情况下，此类现象多数表现为地方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冲突。如果说地方性法规的内容超越法律的规定只是涉及部分地区公民权益的话，那么，国务院的部门法规与国家的法律相冲突，它则关系到全体公民的权益，更关系到国家的制度和法律的权威。
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在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发生矛盾的现象反映了法制建设的不足和缺陷，这是大家所不愿意看到的。一方面，它将增加公众运用法律的难度。公众不仅要掌握同一问题涉及的所有法律法规，而且还须防止落入法律法规冲突造成的“制度陷阱”；另一方面，它还可能给某些人带来“寻租”的机会，因为法律的不统一必然扩大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给执法犯法带来一定空间。本来一些只要法律法规相统一就不会发生的问题，现在由于法律法规冲突而出现了。难怪有关专家说，法律法规的不协调是依法治国的“大敌”。
法律和部门法规相冲突，或者用部门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随意解释法律，这类现象之所以出现，当然有立法技术和法规审查、备案制度不完善的原因，但同时也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不可否认，长期以来我国立法权分层次行使的客观现状，导致一些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与法律不衔接甚至其中一些内容相互冲突。我们知道，国家法律多为原则性规定，在执行时往往需要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或者地方性法规进行细化。而个别部门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出台过程由于存在某种利益动机，便可能放大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冲突的程度和范围，甚至出现极个别行政法规架空国家法律的不正常情形。这些问题的存在，损害了法律和执行机关的威信，许多时候，也使一些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
以上现象客观上造成了法律运用成本的增加，对此，需要从立法、执法层面来加以解决。首先，各级立法机关要严格按照《立法法》规定的立法权力和程序进行立法。必须加大对部门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备案审查，防止出现新的法律法规冲突。其次，应组织人员对已颁布施行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进行整理，废止和修改有冲突的内容。此外，各级人民法院在判案时应当严格遵循法律的效力位阶，对不正当执法行为予以司法纠正。

（作者单位：垦利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