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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可能是民事案件中最为简单的案件了，但研究案例可知，法官们在判决书中引用规范性法律文件时还存在不统一的现象。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引用《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类，一是引用《合同法》类。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法律规范分布于《民法通则》、《合同法》及《民法通则解释》、《借贷意见》中，造成了理解上的偏差。本文对前述四个规范性法律文件所涉民间借贷合同的条款进行了全面分析，探讨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四种基本类型及其逾期利息的计算方法，总结出在判决书中应引用《合同法》、《借贷意见》作为裁判依据，无需适用《民法通则》、《民法通则解释》中关于民间借贷合同的相关条款。

【关键词】：民间借贷；法条引用；裁判依据；规范化。

案例表明，法官在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作出判决时存在适用裁判依据不统一的现象。有些法官习惯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的规定作出判决，[1]有些法官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作出判决，[2]而《民法通则》、《合同法》并用的也不少见。[3]根据案情，有些法官会一并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法通则解释》）作出判决，[4]也有同时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借贷意见》）的。同样是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为什么不同的法官会适用不同的裁判依据作出判决？难道是因为不同的案件，需要适用不同的裁判依据？如果是，那么造成需要适用不同的裁判依据的情形是什么？如果不是，怎样实现规范化引用？对民间借贷合同，《合同法》是否可以优先于《民法通则》适用？《民法通则解释》中的有关民间借贷合同的规定与在其后施行的《借贷意见》又有何区别与联系？本文通过分析前述四个规范性法律文件，尝试理清前述问题，并构建民间借贷纠纷引用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范化模型。

一、《合同法》优先于《民法通则》适用

1.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是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之所以要对同一主体制定的法实行“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是因为特别法一般是针对特别人、特别事或特别地域而专门制定的，它的内容是一般法所没有涉及或一般法虽有涉及但较原则、笼统、抽象等，因此，在针对有关人、事、地区时，要适用特别法，而不适用一般法。[5]就同样规范了合同关系的《合同法》与《民法通则》来讲，《合同法》作为特别法应当优先《民法通则》适用。当法官裁判案件时，遇普通法与特别法均有规定的事项，应当优先适用特别法的规定。[6]《合同法》第十二章单列一章对借款合同进行了规范，与原《经济合同法》和《借款合同条例》相比，本章扩大了借款合同的适用范围，不仅商业银行的借（贷）款行为适用借款合同，而且普通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借款行为，只要没有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同样属于借款合同。[7]所以，《合同法》是民间借贷合同的特别法，而《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的“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以及债权方面的规定，只是一般法。就民间借贷而言，《合同法》应优先于《民法通则》适用。

2.具体规则性条文排除引用概念性条文

《民法通则》秉承宜粗不宜细的立法精神，在关于民间借贷合同的立法上仅在第九十条规定了“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其余相关法条（如第八十四条）则为“债”的概念性、总则性规定，而概念性条文如《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关于“债”和“合同”的概念条文不能直接引用。只有当确无规则性条文可以适用，才能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引用相应的概念性条文。[8]况且，这些概念性、总则性条文在《合同法》中也足有体现。如《合同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而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等条文也比《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等概念性条文更具体、更具有实践意义。凡法律有明文规定的，即在有具体规则性条文的前提下，不得引用原则性条款，也不能在引用具体规则性条文后，再引用原则性条文。[9]因此，《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第九十条等概念性条文不宜作为裁判依据。

二、《借贷意见》优先于《民法通则解释》适用

对于多个司法解释间的时间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并未明文作出规定。1988年4月2日施行的《民法通则解释》和1991年8月13日起施行的《借贷意见》均为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司法解释，两个司法解释均有关于民间借贷合同的规定，但在适用这两个司法解释时，谁的效力优先，并无明文规定。在已废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曾规定：“司法解释在制定了新的司法解释后，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但修改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删除了第十二条的规定。对这两个司法解释的适用，笔者认为，《借贷意见》是专门规范借贷合同案件的司法解释，相对于《民法通则解释》来讲，具有特别法的性质。参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借贷意见》优先于《民法通则解释》适用。另外，参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借贷意见》也应优先于《民法通则解释》。只有《借贷意见》未规定的内容，《民法通则解释》才有适用的余地。

从审判实践角度来看，《借贷意见》中有关民间借贷合同的重要条文是第六条至第九条，《民法通则解释》中有关民间借贷合同的条文是第121条至第125条。

分析法条可知，《借贷意见》第六条、第九条分别细化、补充了《民法通则解释》第122条和第123条。《借贷意见》第八条是解决借款双方约定了利息，但对有无约定利率、利率是多少（若约定了利率）的问题，该条细化、补充了《民法通则解释》第124条。《借贷意见》第七条则修正了《民法通则解释》第125条的前半句。依据新司法解释优先于旧司法解释的规则，考虑到《借贷意见》细化、补充了《民法通则解释》，在引用法条时，应当适用《借贷意见》，不应再适用《民法通则解释》。当然，《借贷意见》未涉及《民法通则解释》第121条、第125条后半句的内容，但在《合同法》中有相应的规定，故对此两条已无适用的必要（将在下文进行讨论）。综上，法院在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作出判决时，无须引用《民法通则解释》第121条至第125条。

三、适用《合同法》、《借贷意见》作为裁判依据

前文已分析《借贷意见》应优先于《民法通则解释》适用，但《借贷意见》未涉及《民法通则解释》第121条及第125条的后半句。因此，还得分析此两条是否可以引用。因《合同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对此两条有类似规定，故需作比较分析。另外，还得明确《合同法》是否修改了《借贷意见》。

《民法通则解释》第121条与《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大的区别在于第121条明文给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允许法官考虑案件的实际情况，酌情确定借款人分期返还借款。但是，从案例来看，法官一般是判决借款人在某一期限日前一次性返还全部借款。所以，若法官未责令借款人分期返还，该条即无适用的必要，只需引用《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即可。《民法通则解释》第125条后半句与《合同法》第二百条的内容一致，故应优先适用《合同法》第二百条。

分析法条可知，《合同法》与《借贷意见》之间并无相互冲突之处，认为《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与《民法通则解释》第124条、《借贷意见》第八条存在冲突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利息，从权利客体的角度看，与原物相对，是原物的一种法定孳息；从法律关系角度看，是债务人使用或者占有债权人的金钱或者其他代替物所应给付的对价或者补偿。[10]而利率，是利息对于本金在一定期间的比率，该期间通常以月度或年度为计算单位。以月为计算单位者，称为月利率；以年为计算单位者，称为年利率。而该比率多以十分比、百分比或千分比或分、厘、毫表示。[11]利息之计算，以利率为必要，其在数学上之公式为：利息＝本金×利率×期数。[12]一般来讲，利息与利率是共存的，若借贷双方未约定利息，自然不存在利率。只有借贷双方约定了利息，才会有如何确定利率的问题。利息与利率均有法定与约定之分，法定利率、约定利率与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在观念上不可混为一谈。约定利息固以约定利率计算时为多，但未约定利率者，自当依法定利率计算。[13]所以，处理民间借贷合同的利息与利率问题时，应该适用《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来认定借贷双方是否约定利息。若双方没有约定利息，也就在不存在利率的计算问题。若双方有约定利息，才会出现适用《借贷意见》第八条来解决借贷双方是否有约定利率、利率是多少的问题。

四、民间借贷合同的四种类型及其逾期利息的计算

金融机构的借款合同一般情况下均有还款期限、利息、利率的条款，而民间借贷合同则不同，借贷双方可以约定还款期限，也可以不约定还款期限；可以是有息借贷，也可以是无息借贷。因此，民间借贷就存在四种基本类型，即约定归还期限（有期）、约定利息（有息）型；有期、不约定利息（无息）型；未约定归还期限（无期）、有息型；无期、无息型。若借款人未按期归还借款，则应支付逾期利息，那么，应如何确定四种类型的逾期利息呢？

（一）无期、无息型逾期利息的起算及其利率

无期、无息型最为复杂，因为借款时双方未约定利息，应视为不支付利息。同时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根据《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要求借款人返还。出借人催告借款人归还借款的，应给予借款人合理期限。若借款人未在合理期限内归还的，出借人可以要求借款人支付逾期利息。因此，无期、无息型民间借贷需确定催告日时间及合理期限的期间。

1.催告日的起算

《借贷意见》第九条规定：不定期无息借贷经催告不还，出借人要求偿付催告后利息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息。《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则准许“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这说明即使出借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催告日期，该催告日也不能作为逾期利息的起算日，因为还需给予借款人合理的还款期间。若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催告日的话，则可有多个计算催告日的方法：如法院收到起诉状日、案件受理日、诉状副本送达日等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因此，催告日应以法院收到诉状或口头起诉之日较为合理。当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9条之规定，催告日应为法院收到诉状或口头起诉的次日。

2.合理期限

何谓“合理期限”，并无一定的标准，当事人应依实际情况和社会一般观念加以确定。如果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仍不返还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一般采取要求借款人支付自合理期限届满之日至实际还款之日的逾期利息。[14]为保护出借人的利益，法院应视借款金额的大小酌情确定合理期限。

因此，无期、无息型逾期利息的计算应自催告后合理期限届满次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人本法律教育观与中国大陆法律教育的改革

刘侨


康德认为，“人作为有理性的动物，其特征已经在他的手、手指和指尖的形态构造上，部分是在组织中，部分是在细致的感觉中表现出来了。大自然由此使他变得灵巧起来，这不是为了把握事物的一种方式，而是不确定地为了一切方式。” 而正是人的这种体现在人类学意义上的不确定性使得教育具有其存在的可能，即将人的某种不确定性通过教育而实现其确定的价值。当然，人也不是一个可以完全依据外在力量便必然地被塑造为某种必然的东西，其实际上是一个由内在能动性推动的趋向于无限多种可能发展的生命创造体。 而教育在内化为实现和扩张人的这种可能性的驱动力的同时，也就必然的以实现人的个性发展为其根本出发点，这也正是“以人为本”的主体性教育理念在当代教育领域内的核心反映。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人本是相对于神本、物本而言更为理性的社会发展之真理态度、价值取向和实践原则。渊源于西方的哲学范畴的人本主义思想无论从自然观、历史观、人生观或是价值观的角度均强调了人在自然及社会环境中的主体性地位以及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人文精神的重要性。 而以人本主义思想为法律教育体系之内核的一大体现则是人本法律教育观的形成，即在覆盖相关领域的多元法律教育体制下，以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公正的价值评断能力以及专业与相关技能的复合型法律专业人才为宗旨，并给予学生充分的实现其人格培养及个体价值的机会的法律教育理念。其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法律教育是法治社会中每一个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依法治国必须以法治观念的普遍确立为前提，即要求每个人都做到忠信于法、信仰于法才能达到法律对社会最大程度的有效调控。然而，在这样一个理性环境下各种社会单元遵循法律规则的协调运作却是由全民、终身的法律教育贯穿始终的。法律教育的必要性却不尽然导致其绝对性，在人本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法律教育应当以充分的尊重人权及满足教育消费者需求为前提，民主、平等的对受教育者的法律意识施加影响，以期对现实生活中的是非作出基本的评断。因此，人本法律教育观要求法律教育作为法治社会中人的一项基本权利而存在，人们可以通过主张这种权利来接受不同程度的法律教育，进而丰富其对权利之学的认知与理解。此外，当人的这种接受法律教育的权利受到非法侵犯时，也应当受到相应法律的严厉制裁。
其次，受教育者在法律教育过程中处于主体性地位。法律教育的直接对象应当是选择接受其教育的法学专业的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受教育者，同样作为直接受益方对于教师的知识技能传授方式、内容以及技巧等的反映与回馈是衡量该教育效果及水平的重要标准。因此，鉴于受教育者对于教育质量评价的决定性因素，其与教育者的关系应当体现为一种主体与主体的关系，而非客体与主体的关系，亦即“应当把每一个学生都当作具有他或她自己的感情的独特的人看待，而不是作为授予某些东西的物体。” 可见，在这种师生关系下的学生已摆脱了不加选择的接受知识灌输的被动地位，也不再固定的成为教师单方面施教的作用对象。他们被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自主的选择符合自身兴趣的研究课题以及有利于本身知识架构良性发展的法学专业课程，甚至包括对该门课程授课教师的选择及理性的作出自我评价，也就是说，学生应当时刻持有对自己专业技能发展方向的理性考量及主动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此外，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地位还体现在利于学生自我能力发展的教学环境的创造上。在各种教学仪器、设施的配备、教材的选用、课程的安排、教学积件的建立以及不同主题讲座的设置上都应当以有利于学生的专业学习为考虑中心。
第三，法律教育中教师对学生自我发展的促进作用。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罗杰斯从治疗精神病患者的经验出发，对教师提出了三项基本要求：第一，真诚。即教师与学生之间应当以诚相待，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出现的任何问题教师应当坦诚的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对自己在教育方法上的缺陷及时的作出纠正或开展自我批评；第二，信任与尊重。教师应当合理的尊重、关注和接纳学生的情感、意见和价值观念，并在对以学生为主体性教育模式充分的认识下为学生提供自我发挥的自由空间以及帮助对其自身潜能的挖掘，从而与学生建立起一种相互的信赖关系；第三，移情。是指教师应当以学生的角度去理解学生的思想、情感以及世界观，以此在对学生的自我意识有了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更加有效的达到其对学生学习的辅助和促进作用。除了上述教师对学生造成的心理气氛因素外，其自身的法学专业素质、理论研究水平，灵活多变的教育技巧和方式，科学合理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内容安排以及参考教材、资料的选取等均应重在体现对学生自我发展的促进作用。正如人本主义教育家坎姆勃斯所言：“教师的任务不仅是规定、传统、模板、发号施令、欺哄，它也是管理存在的过程。这个角色要求教师是促进者、鼓励者、帮助者。”
第四，法律教育应当满足学生个体性发展的需要。人本法律教育观在强调法律教育中学生的主体性地位的同时，也同样注意到了学生间的个体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不同学生所具有的不同自我意识和价值追求，具体从法学专业学习的角度来看，则体现为各人对于专业知识的理解能力不同、学习方法不同、专业技能的掌握程度不同、兴趣方向不同以及对自身未来发展方向选择的不同等。而以人为本的法律教育以“因材施教”为指导方针，在把握学生的不同特点的前提下，合理的实施针对性差别教育则充分体现了其对学生个体能力发展的人文关怀。
第五，人本法律教育课程观注重人格与专业技能的整合。这是以罗杰斯所倡导的合成课程（confluent curriculum）为蓝本，即强调情感与认知的融通。就法学专业课程内容的设置上而言，应当在原有学理基础上的知觉、概念、推理、逻辑认识及实践能力等理性因素以外加入与专业相关的道德、情感、意志、直觉、灵感、需要和信念等非理性因素。这种人格化的课程设置模式突破了传统的以知识纯粹性和抽象性为中心的学科结构，在尊重学生人性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对其职业道德的培养、人格精神的塑造和正确价值观的调整以情感的互动性交流为平台有效的配合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和探究。
人本法律教育的科学性和先进性深刻的影响着当今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法律教育体制，而中国特有的传统法律文化及法律科学的特殊地位则决定了人本法律教育在中国大陆崎岖不平的发展道路。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并结合相关历史经验及我国当前的法律教育现状，笔者认为以人本法律教育观为内核的中国大陆法律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具体内容包括如下方面：
首先，法律教育应当以促进学生个体发展，培养其多方面能力及专业素质，并最终完成学生价值的自我实现为宗旨。其次，法律教育的宏观模式应当是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精英人才的培训。在依法治国逐步确立的社会背景下，法律之学已不再专属于极少数专业精英，普遍加强全民的法治意识以及对法律权威的认知应成为各法律院校的重要任务。而具体到大陆的统一司法考试，则应当体现为通过标准的适当放宽及通过率的适度上调。第三，取消本科阶段法律教育的专业区分。本科法律教育本来是为了让学生获得将来从事多种法律职业都应当具备的知识和能力，因此，引导学生形成宽泛的法学知识结构，训练学生把法律问题放到开阔的社会环境和多元知识背景中去思考，才是法律教育的征途。 第四，扩展综合性知识，注意交叉学科知识的教育。如可将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等课程在本科初期供学生选修，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有助于学生对以后法学专业课程的深入理解。另外，塑造多元化的教学氛围，使外国留学生、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共同参与到本土学生的课堂上来，并在课堂上将各自对法律的理解与认识进行积极的探讨，这样也便于教师进行更为广泛的介绍与总结，此为其五。第六，加大应用性教学课程的比重，加强学生职业素质的培养。如法律语言学、证据法学、法庭审判程序介绍等，甚至可以单独列一门案例分析课。第七，与社会接轨，使学生走出校园，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如法律诊所课、法庭旁听、模拟法庭、以法学为主题的辩论赛；社区法律援助服务；法制日的宣传活动等教学方式，此外学生应当利用假期时间到司法机关、律师事务所等相关机构进行实习，或者以某一课题进行社会调查，并形成一项制度。第八，学校加强教学硬件设施的管理，使教学媒体配套化、完善化、先进化。第九，丰富教师的教学方法，尽量避免传统讲授式的教学模式，可以通过积件的建立来体现人本主义的教学理念。十，在一定条件下，为学生创造自由的学习空间，让学生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的攫取学习材料，进行相应的学习研究。十一，鼓励学生自行成立法律研讨社团或创办专业期刊，促进学生研究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十二，加强对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视。由于法律职业的特殊性，因此不能一概的以政治教育及道德教育来取代职业道德教育。在我国司法腐败屡禁不绝的现状下，职业道德教育应当被列为与专业知识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它可以通过对学生的人格培养来指导学生执业后与社会接触过程中人际交往的原则和尺度，是人本法律教育中专业素质培养的重要部分。十四，教材的编写应当淡化对国家学说或政治学说的讨论和教学，要注重方法论的教育， 尊重学生对教材的自主选择权。最后，考试制度应进行严格的调整，建议以写论文的形式来取代记忆性的考试模式。
概而言之，人本法律教育改革应当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总结历史经验，借鉴他国先进的教育理念并结合我国国情，在对以人为本的科学教育观充分认识的基础上，以此为法律教育改革的理论引导来完善我国现有教育体制的缺漏。这样，在以人本法律教育观统率下的中国法律教育改革的发展前景才能够与时俱进、历久弥新。


康德著，邓晓萍译：《实用人类学》[M]，重庆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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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注，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