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论
解国臣
【内容提要】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分析中得出结论，法律的生命是指法律能为社会所实践。又从文化及法律与文化的关系的分析中得出结论，法律要具有强大的生命必须有文化的支持，即法律要深植于文化之中。接着又对法律规避进行分析，指出法律规避的现象其实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冲突。而在现实中，创造传统是使法律具有生命力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法律的生命 文化 法律文化 法律规避 传统 传统的创造
一、 法律的生命
斯芬克斯之迷埋藏在人类及其所有的创造物之中。
“人类选择了法律，便崇尚法律。”①可是法律的创制者们却发现他们的法律总是让他们失望，而善良的老百姓们却总是处在痛苦的高压中。在结束野心勃勃的战争之后，赢政开始自信的制定法律，并且踌躇满志的要使秦王朝万世一系。几十年后，他的敌人发现，赢政的失败，正是由于他所制定的法律，他所创立的王朝连同战马和剑戟都淹没在历史的尘土之后。可令汉王朝的儒者们不解的是何以赢政的祖辈们如此成功？斯芬克斯之迷的又一面？！从悠古的历史积淀中我们发现：法律是有生命的。法律的生命同文化的生命一样源自于人的生命。当我们在论述法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述人的生命！
所谓法的生命，首先应该是法律能够为社会所实践。换句话说，即是法律体现了社会。因为法律是现实理性，是法律的创制主体对社会的理解，用法的形式设定的一个完整的基本的社会秩序，并希望能够在社会发生纠纷时为其提供一套标准和制度以维持正常的秩序。然而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法律于法律之间有了区别，其生命力是强盛的还是短暂的？法律是理性还使得法律的创制主体希望借助法实现一定的社会和政治目的，法律还应承担一定的功能。因此，法的生命还应体现在实现这些功能上，其中之一便是社会变革。
当今中国学术界存在着“法律移植论”与“本土资源论”之争，构成了中国法律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前者主张将西方法律传统中有益的东西经由立法而纳入中国法律制度中，而后者主张将中国各种传统中有益的资源经由立法而容入中国当下的法律制度之中。②事实上，无论是“移植”西方法律传统，还是发掘“本土”资源，其目的都是想赋予法律以更强大的生命力，使其承载中国在法治之路进程中的理想。
然而无论是“法律移植论”还是“本土资源论”，似乎是只要法律具有一些资源，就会自然使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果真如此吗？
二、 文化的概念
我相信法律的生命力必须从文化上来理解,因为法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从属于文化；文化为法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场景和条件，。然而什么是文化呢？
关于文化的最经典的定义是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所下的，他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与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①这一对文化的较早的界定的确对许多人关于文化的理解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至今还存在。可是我们不得不指出其中的不足，最大的不足就是他将文化只限定在包括知识、信仰、艺术等精神领域，这些要素所组成的一个复杂的整体就是文化。后来的学者对这一理论的批判主要就集中在这一点上。
然而，无论文化包括那些要素，它首先是作为一种“生存方式”而对我们有意义。“美国的人类学家所用的文化一词．．．．．．是指整个人类环境中由人所创造的那些方面，既包括有形的也包括无形的。所谓‘一种文化’，它指的是某个人类群独特的生活方式，它们整套的‘生存样式’”。②而作为生存方式，文化首先提供给我们的是一整套生活习惯和能力，使我们得以生存于既定的社会中；其次是一种世界观，使我们按照既定的模式去看待社会，理解社会。虽然这一种世界观是在人类群体从事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且是其反映；但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且决定着这一群体中的个体的行为，包括对法律及其制度的态度和法律生活。一套完整的文化还应包括一套工具和制度，这是文化运行所必不可少的。
“我主张文化的概念……本质上是符号性的。……人是一种悬挂在由它自己织成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而我所谓的文化就是这些意义之网。”③且不论这一论断是否正确，但它确实道出了文化的一个特征，即符号性，隐藏于人类群体生活中的文化的确无时无刻不向人们传达意义，“由历史传递的，体现在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它是由各种象征性形式表达的概念系统，人们借助这些系统来交流、维持并发展有关生活的知识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④文化的符号性产生的第一个结果是文化的濡化过程，即文化的习得过程。这一过程有两方面得含义：它是人类群体中的个体接受文化并成为群体中得一员得过程，又是文化以传统的形式得以延续和发展得基础。第二个结果是当两种文化接触时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的产生得以可能，相反的情况——文化冲突——也可能发生。
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其系统性。虽然文化总是通过群体中的每个个体的行为表现出来，但它决不是个人的所有物，而是一种社会存在。文化是一种靠各种具有内在关联性的元素组织起来的相对自足的复杂整体。系统性首先表明的是文化具有结构，再这个结构中，各种不同的元素具有不同的地位，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各种元素之间的关系正是系统性的第二重含义，各种元素之间相互作用，这种作用是自组的，构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和谐的，以至于它对于异质的外来物最初都采取排斥的态度。
文化的符号性与系统性的逻辑必然结果是规范性。文化并不是静止的，而是不停的运转，这使文化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依据这一力量，任何与其不一致不协调的行为或事物都被认为是不适当的，要将其纠正；如果纠正不成功的话，则将其排斥在自身之外，“那就意味着，你不仅从村中消失，而且从人类中消失。……他们都认为是你遗弃了他们。”⑤文化的规范性是其系统性的最有效的保证。
文化基本上是一个复杂但五彩缤芬的人类的创造物，其特点并不是上述几点就能表述清楚的，但这足以让我们理解文化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对于这样一个文化的概念来说，文化不在是单纯的社会规范，而是包含着有更广阔的背景和意义的文化系统的一个部分。那么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概念究竟该如何理解呢？
三、 法律与文化
文化的概念扑朔迷离导致关于法律文化的概念也难以把握，甚至有人根本否认法律文化这一术语。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否认法律是一种文化现象，法律与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法律就是地方性知识：地方在此不只是指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问题，而且也指特色，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①所谓地方性知识是指建立在整个文化的背景之上的关于法律的认识。如何理解呢？我们可以从具体的例子中发现他们之间的联系。
因果报应和灵魂再生不仅是印度宗教教义的基础，而且深入到印度人的观念的最深处，构成他们看待世界和人生的基点。雅利安人的入侵带来了直到今天依然是构成印度社会基本结构的种姓制度，使得达罗庇荼人成为贱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是不可接触的人：他们不得参加宗教仪式，也没有其征服者享有的种种社会特权，居住在与世隔离的村庄或城镇外面的住房里，他们必须非常小心的避免玷污各种姓的成员，直到近代，每当他们走出自己的住处或村庄时，就必须敲打一对竹板，警告他人，他们正在走近。这种社会地位使得他们在心理上受到严重的创伤，他们相信因果报应，即每个人在现世中的地位是由其前世的行为决定的。因此，“贱民们应由于他们过去的罪孽而对他们现在的苦境负责。”②由于这些观念相对与雅利安人来说是先进的，并且是可利用的，因此，它们成为整个印度的观念。③
因此，印度的哲学起源于对苦难的关注，然而它们又提供了逃脱苦难的希望。佛教的四圣谛充分表达了印度哲学的这一立场：“人生有苦，苦皆有因，苦因可灭，灭因有道。”④然而，相对于现世的苦难来说，前世的行为是如此的遥远，以至于他们要抛弃所有的理智与经验，要“四大皆空”，方能感知到前世，感知到实在，感知到宇宙和神性的存在。因此，无论是精神中较低级的部分，如情感、知觉、经验、身体诸功能、言语等，还是精神中较高级的部分——理智——都构成了灵魂与实在之间的屏障的变异与分化。“……只有当灵魂从对各种变异的依恋中解放出来而与实在相联结，方才不会有苦，，这时获得的乃是纯粹的、彻底的、无差别的生命。”⑤
因此，印度人解救苦难的方法是灵魂的进化。这种灵魂的进化又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这种进化指向的是dharma ,既我们通常说的“达摩”。要想理解它有一些困难， “因为它的问题，关键不在于因词义的多样性而需要把词义范围划分成许许多多的小类，而在于词的不确定性，它的词义范围无限延伸，几乎没有边界。”⑥就宗教意义来说，它不仅指弥漫于宇宙的最高精神——一个具备一切知识和知觉的生命体——婆罗门，而且指这样一个境界，教徒们通过修行，已经退出了感觉世界，摆脱了欲望和理性的束缚，为婆罗门所接受，从而跳出轮回，不再受苦。dharma 不仅是神，而且是神的王国。“在佛教的巴利语中，dharma被写成是dhamma,从此一角度看，它可以有并已经有了上千种的译法：‘正当’、‘真理’、‘必由之路’等”。①在沃尔泼勒·胡拉勒（Walpola Rahula）(一个佛教徒)看来，“在佛教术语中，没有一个词比dhamma有更广的含义……任何东西，宇宙之内的或宇宙之外的，好的或坏的，有条件的或无条件的，相对的或绝对的”。②要想进入神的王国，就必须按照神规定的道路前进。再这一意义上dharma又是教徒在修行时必须遵守的戒条。在传统的印度社会中，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被认为是同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相联系的，而对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的界定则是超验的，是由dharma界定的。
由此就构成了这种灵魂的进化的第二个特征，即每个人在这一道路上，都是各自进行，沿着属于自己的dharma前进，最终获得解救。因为每个人的“苦因”和dharma不同。“灵魂的发展是一种孤独的事业”。③也就是说社会所强加给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是个别的和不统一的。每个人权利和义务都不相同，并且这些权利和义务没有明文记载，必须靠与dharma的超验接触才能得到。而在现实中，往往是婆罗门根据具体的情况确定的；因为婆罗门被认为是能与作为天神的婆罗门接触的人。（当然，这并不否认同一类的人有着相同的或相类似的dharma，比如婆罗门、刹帝利、与贱民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
“dharma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存在着各种必须遵守的规则。dharma是秩序的原则，而不管那种秩序实际为何。……一种存在的dharma，既是他作为人类的特征，也是他作为个体的职责……。他可以拒绝履行他的职责，这也就否定了他的自然，但印度人把这种冲突视作不和自然规律的现象，是必须加以清除的……”④
履行这一职责的即是王。王被称为dharma捍卫者。因为王通常被认为是神的后裔，是凡间的dharma；“王的dharma在于捍卫dharma”。早在远古的印度，王的职责即被规定在法律中了，《摩奴法典》用了三章——占全书的1/4——的篇幅来记述这些职责。由此而进行的审判工作也是零散的和不统一的。而且这种捍卫dharma的方式是将事实解释为一系列的dharma，而把“应然”和“实然”相联结，即先确定当事人的dharma，再确定纠纷及其解决。
因此，我的结论是，法律的运行必须要有文化的支持。法律的生命深藏于文化之中。对于世界和社会秩序的看法决定了社会权力的分配，决定了社会制度的组织。法律的运行并不是国家单方的行为，我们宁愿将其看作是整个社会，包括个人、社会组织和国家机构按照各自对法律的理解和态度所进行的法律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法律能否顺利运行，并不是由国家决定的，而是一个社会过程。对于社会来说，对法律的实践，不仅仅是惧怕国家强制力的结果，也不仅仅是对于较好的行为后果的
的期望的结果，而是这种法律能不能为社会所接受，融入社会；是这种法律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是否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一致。因此，法律的运行不仅仅是国家意志的实现，从更大的环境来说，也是文化的实现。
四、法律文化与法律规避
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一个文化圈内的法律系统是由这个文化圈中的人的观念决定的；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观念对于个体参与法律生活的影响。在一个文化单一的社会中，现实的法律与观念的法律总是一致的，并相互作用；这就是法律文化，即一个文化中的群体或个体依据其法律观念参与社会的法律生活。
现代世界的特征使我们在考虑法律文化时不得不将现实的法律与观念法律相分离，虽然法律文化是他们的结合体。因为现代的文化人类学家的辛勤告诉我们，现代社会是多元的，包括社会群体的多元与文化的多元。这种多元性造成了在一个政治统一的社会中，文化并不统一，法律文化往往也并不统一的结果。而这一结果中，作为现实法律的国家法与作为观念法律的民间法的不一致格外引人注目①。因为民间法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的活的法律，本身既是一种实在秩序又是抽象的规则；而国家法在为社会实践之前，只是一种抽象的规则，并不具有实在秩序的意义；但国家法作为国家意志，它必须为社会所实践，而且又国家强制力作为保证，具有强制的人为的普适性。这种冲突的结果的法律表现即是法律规避，对国家法的规避。在具体的案件发生时，当事人往往面临着几种不同得法律行为方式的选择，是国家法还是其生活群体信其所是的民间法？当当事人选择了后者时，法律规避的现象就产生了。
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也许法律规避②并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它实际上违反了法律，随之而来的是要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但就当事人来说，由于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这种选择是合适的并且是可取的，他并不会笨到要选择于他最不利的行为方式。事实上这并不是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冲突，而是这两种法律或许在价值取向上不同，或许在行为模式上不同，或是两种法律选择所要求的成本有差异。而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则是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分离。③
国家虽然是由社会产生的，在国家建立之初，或许可以对社会生活产生强有力的控制。但国家及其统治机构毕竟不能参与政治领域以外的社会生活；而且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作为国家法的制定者的国家所持有的理念也不同与社会，他们过多的考虑了政治因素；在现代社会中，他们都会参与一个以西方政治理念为核心的国际社会。而在社会，在民间，一般群体所持有的理念则要世俗得多，并且大多数都保持着传统特色。
这并不是说国家法与民间法就存在着绝对的分界。法律规避是在当事人明显了解两种不同的法律行为的情况下所作出的选择。这就表明国家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事人的选择。乐观主义者还可以说，当国家法所规定的行为方式，在当事人看来，比民间法所规定的行为方式更合理时，法律规避或许就不会再发生了。“……国家法是私了的基点，哪一方对国家的制定法了解得越多，越确定，他们再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就越处于有利的地位，他们就越能运用这些知识控制局面，操纵整个私了过程。”④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法则通过法律规避对当事人的法律观念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
但对于国家法来说，其生命当然不能只有这么一点影响。只有当国家法在社会上运行，而没有法律规避的现象出现，成为为社会所实践的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时，才能说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五、传统的创造
黑龙江省行政处罚监督办法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行政处罚监督办法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7号
《黑龙江省行政处罚监督办法》经省政府第四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1997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行政处罚的监督，促进和保障行政机关（包括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行政执法部门，下同）及有关组织依法行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和《黑龙江省规范行政执法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各级人民政府（含人民政府派出机关，下同）和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对本行政区域、本系统的行政处罚活动进行监督，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法制工作的部门（以下简称政府法制部门）和各行政执法部门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未设立法制机构的部门应当指定专门机构，以下简称部门法制机构），分别在本级人民政府和本部门的领导下，具体承担行政处罚监督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政府法制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职责是：
（一）督促、指导各行政机关建立和落实有关行政处罚监督制度；
（二）检查实施行政处罚的机关和组织的处罚主体资格以及委托处罚或者受委托处罚的合法性；
（三）监督从事处罚工作的行政执法人员的持证上岗情况；
（四）备案审查和调阅抽查行政机关发布的涉及行政处罚内容的文件；
（五）调阅抽查各类行政处罚案卷，审查报送备案的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纠正行政处罚行为在依据、主体、内容、程序及执行中存在的违法或者不当的问题；
（六）督促具有行政处罚权的机关和组织履行法定职责；
（七）协调有关行政处罚的管辖和适用等方面的争议；
（八）处理非复议、诉讼渠道反映的行政处罚违法问题；
（九）负责行政处罚情况的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工作；
（十）承担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政府法制部门部署和交办的其他行政处罚监督任务。
各部门法制机构的行政处罚监督职责，参照政府法制部门的有关职责履行。具体职责范围由省级行政执法部门根据本系统的实际情况制定，并报省政府法制局备案。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各行政执法部门中从事行政处罚监督工作的人员，必须持有省人民政府统一印制的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证。
行政处罚监督人员履行监督职责时，除对当场发现并须及时纠正的违法处罚行为进行检查纠正外，不得少于2人，有关行政机关、组织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
第六条 按一般程序进行行政处罚，应当实行调查取证与审核决定分开制度。各级人民政府和各行政执法部门或者组织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分别经本级政府法制部门和本部门或者组织内不承担本案调查任务的法制机构（法制机构承担本案调查任务的，应指定其他相对超脱
的机构）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核，再提交行政机关或者有关组织的负责人审查决定。
对于符合听证程序的案件，听证会由行政机关或者有关组织指定的不承担本案调查任务的法制部门或者法制机构（法制机构承担本案调查任务的，为其他相对超脱的机构）的工作人员主持。
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或者有关组织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重大违法行为的范围由省级行政执法部门确定，并报省政府法制局备案。
第七条 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格式必须符合《行政处罚法》和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对本系统使用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其他执法文书的预定格式已有合法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规定的，由省政府法制局统一制发。
第八条 行政机关和有关组织作出下列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后，应当在7日内按本办法第九条的规定报送备案：
（一）对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罚款超过1000元的；
（二）对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罚款超过1万元或者没收的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价值超过5万元的；
（三）责令停产停业的；
（四）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的。
法定罚款数额较大的部门按本条前款规定的标准报送备案确有困难的，可根据本系统的实际情况，由省级行政执法部门提出其他标准，报省政府法制局审定后另行发布执行。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作出的重大行政处罚决定，报上一级政府法制部门备案；各级行政执法部门作出的重大行政处罚决定，报本级政府法制部门备案，并抄送上一级部门的法制机构；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作出的重大行政处罚决定，报本级政府法制部门备案，并抄送主管部门的法制
机构；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作出的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由委托的行政机关上报备案。
对重大行政处罚决定报送备案，应当按规定样式提交备案登记表，并附行政处罚决定书副本或者复印件。
第十条 政府法制部门和部门法制机构收到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的备案材料后，应当依法进行审查。对于审查中发现的问题，有权根据不同情况责令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或者组织在限期内自行撤销、修正或者重新作出该行政处罚决定；逾期不执行的，提请本级人民政府或者有权机关
予以撤销。
第十一条 各级政府法制部门和各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建立行政处罚违法案件的举报受理制度。对于各种渠道反映的认为行政处罚在依据、主体、内容、程序等方面违法或者不当的案件，应当负责了解情况，并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以下处理：
（一）对于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方式解决的事项，及时告知当事人按照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有关规定办理；
（二）对于不能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属于本机关有权监督范围内的事项，及时受理或者负责移送并督促有直接监督权的机关办理，但当事人自知道受到行政处罚之日起超过2年的除外；
（三）对于依法应当由上级机关或者其他机关处理的事项，及时移送该机关或者告知当事人直接向该机关申诉和检举。
行政处罚违法案件的监督查处结果，应当根据需要及时按案件来源渠道反馈。
第十二条 各级政府法制部门和部门法制机构，应当按照省政府法制局确定、省统计局审批的统计制度，定期上报本行政区域、本系统的行政处罚情况统计报表。
第十三条 具有行政处罚职能的机关或者组织违反《行政处罚法》和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监督权的政府法制部门或者部门法制机构责令改正，可以给予通报批评：
（一）对依法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和处罚的；
（二）未按本规定将重大行政处罚决定报送备案的；
（三）不按规定认真处理行政处罚违法案件并反馈处理结果的；
（四）不按规定期限上报行政处罚情况统计报表或者虚报、瞒报、漏报、滥报有关统计数字的；
（五）拒绝行政处罚监督检查或者不按规定向监督机关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的。
第十四条 行政机关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处罚法》对处罚依据和资格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监督权的政府法制部门或者部门法制机构责令其立即停止行政处罚活动，限期改正或者限期自行撤销已经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可以给予通报批评；拒不执行的，提请本级人民政
府或者有权机关撤销已经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建议有行政处分权的机关对其主要负责人给予警告或者记过的行政处分：
（一）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二）未经法律、法规授权的非行政机关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处罚的；
（三）行政机关以其内设机构的名义或者受委托的组织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处罚的；
（四）行政机关委托不具备法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或者在没有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委托其他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
（五）委托处罚没有履行《黑龙江省规范行政执法条例》规定的报批备案程序的；
（六）受委托的组织将行政处罚权再行委托的；
（七）行政机关或者有关组织指派不具备合法资格的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八）越权实施行政处罚的。
第十五条 作出行政处罚的机关或者组织违反《行政处罚法》和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监督权的政府法制部门或者部门法制机构责令其自行撤销、变更、补正或者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可以给予通报批评；拒不执行的，提请本级政府或者有权机关
予以撤销，并建议有行政处分权的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或者记过的行政处分：
（一）违法事实不能成立或者违法事实不清楚、证据不确凿的；
（二）对不符合简易程序的行政处罚案件按简易程序办理的；
（三）按一般程序进行调查或者检查时，执法人员少于2人或者违法进行调查取证的；
（四）违反法定的回避制度的；
（五）按一般程序处罚不实行调查取证与审核决定分开制度的；
（六）不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或者依据的；
（七）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或者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行政处罚的；
（八）属于听证范围的行政处罚不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或者不按规定组织听证的；
（九）当事人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而给予行政处罚，或者当事人有从轻或者减轻的情形，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而未从轻或者减轻的；
（十）不告知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的；
（十一）不出具或者不按规定填写、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的；
（十二）使用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格式不符合《行政处罚法》和本办法的有关规定的。
第十六条 有关机关或者组织违反《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执行程序和执法措施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按《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理外，可由有监督权的政府法制部门责令改正，并建议有行政处分权的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警告直至撤职的行政处分；对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
（一）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二）行政机关或者有关组织收到执法人员依法当场收缴的罚款后，无正当理由超过2日未将罚款缴付指定的银行的；
（三）罚没时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四）将罚款以及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非法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五）使用、损毁依法扣押或者先行保存的财物，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六）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害或者损失的；
（七）财政部门违反《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向行政机关或者有关组织返还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非法财物的拍卖款项的；
（八）金融机构不依法收受罚款或者不按规定期限将罚款直接上缴国库的。
第十七条 行政执法人员违反《行政处罚法》以及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监督权的政府法制部门或者部门法制机构暂扣其行政执法证；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收缴其行政执法证，并建议有行政处分权的机关视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
（一）当场处罚以及按一般程序进行调查或者检查时，拒绝出示或者多次不主动出示行政执法证件表明身份的；
（二）使用的行政执法证件无效、与本人身份不符或者将证件交给他人使用的；
（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刁难、勒卡管理相对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收缴罚没款、物据为己有的；
（四）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行政处罚违法，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害或者损失的；
（五）脱岗、失职或者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或者对不符合法定的从轻、减轻情形却予以从轻、减轻处罚，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或者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有本条前款第（三）、（四）、（五）项所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对行政执法人员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的期限为15日以上6个月以下，由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证件的持证人员报请有监督权的政府法制部门或者部门法制机构决定执行，并于扣证之日起3日内书面通知行政执法人员所在单位。
行政执法人员在被暂扣行政执法证件期间，不得从事行政处罚活动；在被收缴行政执法证件之后，应当调离行政执法岗位。本人继续从事行政处罚活动的，按本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从重处理；单位安排其继续从事行政处罚活动的，适用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七）项规定。
第十九条 对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单位和人员负有纠正或者查处职责的机关或者组织，违反《行政处罚法》和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应当立案查处的违法案件不予立案，或者拖延、放弃纠正和查处的职责的，由有监督权的政府法制部门或者部门法制机构责令其限期纠正和查处，并给予
通报批评。
第二十条 各级政府法制部门和部门法制机构违反本办法，推诿、放弃对行政处罚的监督职责，致使本行政区域、本系统监督范围内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以及越权、违法实施监督，影响行政机关或者有关组织依法正常行使行政处罚
权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本部门或者上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并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追究有关负责人员的行政责任。
第二十一条 受到行政处分的人员对行政处分不服的，有权依照国家公务员管理和行政监察的有关规定申诉。
第二十二条 对本省行政区域内各级行政机关设定或者规定行政处罚的监督，依照国务院《法规规章备案规定》和《黑龙江省规范性文件备案办法》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政府法制局组织实施并负责应用解释。
县级以上政府法制部门和省级行政执法部门，分别负责本办法在本行政区域和本系统的组织实施。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1997年7月1日起施行。
1997年5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