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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大部分时间是以儒家的所谓“德主刑辅”来统治的，实际中掺杂了法家的残酷手段、高压政策来奴役人民。历史的车轮运转到今天，在实行依法治国的同时，大力倡导以人为本的和谐理念，营造高品位的公序良俗，这就要求在立法与执法方面跟上时代的步伐。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在证人出庭作证方面，规定了不得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到庭质证，就是一个很 “人性化”的法律规定。此“人性化”的法律规定，与儒家的“亲亲相隐”，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亲亲相隐”的经典，出自《论语》子路篇，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此经典讲的是：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末期，楚国的叶公，向游历到叶县的孔子，介绍当地的法制情况说：“我的家乡有一个正直道德的人，其父亲占有了别人的羊，他就向有司揭发了。”孔子答道：“我的家乡正直道德的人不同于此，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道德就在这里面了。”后来逐渐发展成了“亲亲相隐”的经典了。

　　另外，儒家还有两则相类似的故事。第一个是孔子的学生子路说：“如果看见父亲在偷盗，是应该帮助他呢？还是应该抓他报官呢？”孔子说：“都不行，扭头跑开才对。”第二个是孟子的学生桃应说：“如果舜的父亲杀了人，舜会让他任命的法官皋陶抓其父亲吗？舜怎样做才合适呢？”孟子答道：“他不能阻挡皋陶抓其父亲。在舜看来，放弃天下就像扔掉破鞋子一样，他很可能是背着父亲逃走，在大海边住下，享受天伦之乐，忘却掌握天下的大权。”

　　“亲亲相隐”主要反映了儒家伦理法系重视亲情的一面，同当前倡导的人性化执政，着重保护人权等方面有一定的相仿之处。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新刑诉法在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中就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也是立法者为防止“至亲”之间反目成仇，家庭亲情遭破坏，同和谐社会发展不相协调，在此方面的良苦用心。

　　在具体的刑事审判工作中，在执行“至亲”不强制到庭质证方面，要厘清涉及此方面的几个问题，以便正确的贯彻执行新法。第一是要明确刑诉法总则指导分则，但分则的个别条款也可例外；第二是要注意新刑诉法第一百零六条第六项规定的“近亲属”，同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所指的“至亲”范围不相同的问题；第三是如何解决在共同犯罪或并案处理二名以上被告人时，被告人之间存在“至亲”关系，在法庭上质证的问题和“大义灭亲”从宽处理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问题。

　　新刑诉法在总则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在第九十九条中又进一步强调：“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告人、被害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证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要依法处理。”在“分则”中又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在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了例外的情况，即不得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到庭质证。新刑诉法这一人性化的规定，应当肯定是与儒家“亲亲相隐”有很大区别的。当今是法治社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律的主旋律是惩罚与保护并重，在充分尊重保护人权的同时，又要准确及时的打击犯罪。“亲亲相隐”是亲情至上的包庇行为，即使在封建社会的唐律中，也是有条件“相隐”的，只能局限于一些很轻的犯罪，而不是重罪，如犯谋反、谋大逆、亲属之间相互侵犯，就不适用“亲亲相隐”这个儒家法系原则。

　　要注意新刑诉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所指的“至亲”，同第一百零六条第六项规定的“近亲属”是不相同的。“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关于“至亲”应该理解为最亲近的人，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第一顺序人：即配偶、子女、父母。依照此法规定，兄弟姐妹是法定继承第二顺序人，是同祖父母、外祖父母为同等顺序的继承人。也是亲人，但不是最亲近的人。由此看出，不强制到庭质证的证人，掌握的面是很窄的。也就是说被告人的近亲属是兄弟姊妹时，在作为案件的关键证人且有必要出庭时，也可能存在出庭作证的问题。但在实际审判工作中，要从严掌握尽量避免。同时还要注意，在新刑诉法中对“近亲属”赋予了新的权利，与老法相比权利内容扩大了。如在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就规定：“近亲属可为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代为委托辩护人。”“代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法律援助。”法律赋予了近亲属多项新权利，也是立法者为了更好的保护人权，所采取的多种措施之一。

　　在审理同案被告人或者共同犯罪案件时，被告人之间是“至亲”关系时，可否“同堂对质”呢？这应该从立法的本意上来理解，被告人的陈述与辩解均是言词证据，言词证据可在法庭上作为“证言”来出示，让双方质证，也能产生“查证属实”作为定案根据的效果。不应该让存在“至亲”关系的被告人，在法庭上“先对眼后翻脸”。如这样做就不符合立法的本意了。此问题也有待于司法解释的进一步明确。

　　另外，还要清楚我国现施行的刑律，是以“大义灭亲”为主题的，但也有为家庭和睦，采取有限容忍的一些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虐待”等犯罪，只要不是情节特别严重的，是只有自诉人 “告诉”才处理。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司法解释中，也有相类似的规定，如“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也应与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这也是与“亲亲相隐”在某些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刑律的主要方面是拒绝“亲亲相隐”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第三百一十条至三百一十二条就规定了，明知是犯罪嫌疑人或犯罪所得赃物，而帮助逃匿、隐匿的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是要分别构成窝藏、包庇罪，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此类犯罪往往产生在熟人、亲友之间，碍于面子或亲情而受连累。这也是刑律为维护社会大局，所采取的必要措施。有关司法解释，也是鼓励“大义灭亲”的，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12月22日制定的《关于处理自首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就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亲友采用捆绑等手段送到司法机关，或者在亲友带领侦察人员前来抓捕时无拒捕行为，并如实供认犯罪事实的，虽然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但可以参照法律与自首的有关规定酌情从轻处罚。”这是对“大义灭亲”从轻处理的具体规定。在审判实践中，要着重考虑对被告人从轻发落，让被告人也得到“实惠”。尽量弥补亲人之间所产生的裂痕。

　　儒家的纲常礼教与习惯，是封建社会的主要法律渊源，“亲亲相隐”就在其中，有其合理成分。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刑律又是一个“重器”，在其修正时能合理的吸取各方精华，是深受大众欢迎的，也是法治与时俱进的一个具体体现。


（作者系河南省西平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论未验收工程提前使用的责任划分
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 陈 敏

　
在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过程中，工程的竣工验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环节，工程质量的好坏关系到国家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因此国家规定了严格的工程竣工验收程序。《建筑法》第61条、《合同法》第279条均规定，建设工程竣工后，发包方应当根据施工图纸及说明书、国家颁发的施工验收规范和质量检验标准及时进行验收。建筑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由此可见，建设工程竣工后进行验收是承、发包双方的强制义务。如果工程未经验收就投入使用，不仅难于确认工程质量是否合格，且由此而产生的安全隐患及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将难以估计。
实践中，工程未经验收发包方就提前使用的情况时有发生，承、发包双方对此类工程质量问题应由谁承担一直争论不休，本文拟就工程建造双方主体对提前使用未验收工程的质量责任划分问题作一讨论，包括题述问题的相关立法沿革、业界不同观点及法律建议等。

一、提前使用未经验收工程责任承担的立法沿革。

1983年8月8日，国务院发布的原《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第13条第2款第3项规定，“工程未经验收，发包方提前使用或擅自动用，由此而发生的质量或其他问题，由发包方承担责任”。该条例现已废止，但在该条例废止前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此类问题的处理意见是，无论工程出现怎样的质量问题或其他问题均与承包方无关，一概由发包方承担责任。

1998年8月20日的《合同法（草案）》仍沿用了上述立法观点，该草案第278条规定，“未经验收的建设工程，发包人不得使用。发包人擅自使用未经验收的建设工程，发现质量问题的，由发包人承担责任。”

因实践中未经验收即投入使用的情况非常复杂，如果将只要未经验收即使用的建设工程的质量责任一律归由发包方承担，对发包方过于严苛，因此1998年12月21日《合同法（草案）第三次审议稿》中删除了发包方使用未经验收的建设工程出现质量问题的，由发包方承担的内容。

1999年3月15日，新颁布的《合同法》第279条第2款规定，“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该条款仅规定了建设工程必须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却未对工程未经验收就交付使用或发包方擅自使用的后果作出具体的规定。且因原《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的废止，关于未验收工程的质量责任由谁承担，观点不一。

二、关于未验收工程提前使用责任划分的不同观点。

（一）观点一：发包方未经工程验收，提前使用建设工程出现的质量问题或其他问题，由发包方自行承担责任。

该观点认为，工程验收是发包方和承包方风险承担的分界线。在验收前，工程出现的质量问题，应由承包该项工程的单位负责；验收后，对不属于保修范围的工程质量问题或者保修期届满后的工程质量问题，由发包方自行负责。建设工程竣工后进行验收，是法律规定承、发包方应尽的强制性义务，这一规定既是对发包方权利的限制，也是为了维护发包方最终的利益。

另，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58条，建设部《关于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建设行为的通知》等多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均对发包方提前使用未经验收建设工程的行为处以非常严厉的行政处罚，可见，发包方对其提前使用未验收工程这一行为的违法性是明知的，主观存在过错，应当为其过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由于发包方不遵守有关验收的规定，未经验收擅自使用建设工程出现的质量问题，很难分清是发包方的行为所致还是承包方的行为引起的，而发包方负有未经验收提前使用的过错，故应不考虑产生质量问题的原因，一律由发包方对工程质量负责，以此加重发包方的责任，强化当事人的验收意识。

（二）观点二：发包人未经验收擅自使用的，确应承担相应责任，但这种责任的承担并不能将承包人对建筑工程质量的责任完全免除。

该观点认为，正式通过的《合同法》第279条只是规定了禁止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工程，这一规定与原《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在对待提前使用未验收工程质量问题承担的处理上是截然不同的，发包方或承包方由此承担的法律后果也是不同的。

发包方未经验收擅自使用建设工程，确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这种责任的承担并不能将承包方对建筑工程质量的责任完全免除。因实践中未经验收即投入使用的情况非常复杂，工程竣工后验收无法进行，既有发包方的原因也有承包方的原因。例如发包方因无钱支付工程款故意拖延不予组织验收，或是承包方以必须付清全部工程款，否则不参加验收为由要挟发包方致使工程验收无法进行。因此，如果将只要未经验收即使用的建设工程的质量责任一律由发包方承担，对发包方过于严格和苛刻，也有违公平原则。

因此，发包方提前使用未经验收工程虽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但不能因此将该工程出现的质量问题全部归由发包方承担，应根据过错原则确定双方责任，过错相当的，责任相抵。工程由此而发生质量或其他问题的，按合同约定处理；合同没有约定的，依照法律规定处理。

三、分析前两种观点，笔者认为，提前使用未经验收的建设工程出现质量问题，既可能是发包方的责任，也可能是承包方的责任，对于未验收工程提前使用出现的质量问题，承包方不能当然免责。

换言之，工程质量问题不能单纯地以工程是否验收合格作为责任划分的界限，如果属工程主体质量问题，应由承包方承担责任；其他质量问题应根据具体情况划分双方责任。

1、主体工程的质量问题，由承包方在合理的使用期限内承担责任。

主体工程不合格，其原因只可能是因承包方施工不当造成。如果仅因发包方提前使用未验收的工程，而不考虑该工程主体的质量问题完全系因施工不当造成的，将责任全部归由发包方承担，显然有失公平。

这里说的“合理的使用期限”一般应与工程主体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相符。如某大厦主体工程设计使用年限为70年，承包方就应当根据建筑设计标准施工建设，其对大厦主体工程应承担的质量保证期限也为70年。如果因为承包方原因，如偷工减料、施工水平低下或施工不严格以至于工程主体在设计使用期限内出现质量问题，那么无论该工程是否已经竣工验收，承包方对工程主体出现的质量问题都应当承担责任。

2、非主体工程出现的质量问题，如果是因为承包方施工过错造成的，则由承包方承担责任；如果是因为发包方使用不当造成的，则由发包方承担责任。

笔者认为，从《合同法》起草的过程及立法者的本意看，对于未验收工程提前使用而产生的质量问题，应当区别情况处理。如该质量问题系由承包方施工造成，则应由承包方承担责任；如系发包方使用不当造成，则由使用人自己承担责任。
实践中，对于工程质量问题是否因使用不当造成的较难鉴别，因此如对造成该工程质量问题的原因无法判断，发包方有无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在使用过程中无过错、使用方法并无不当是非常关键的。否则，发包方将可能因举证不能而承担败诉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