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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与美国的电子签名法述评

王一怀


摘要：电子商务己被认为是具有美好前景的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因素。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现有的法律框架尚不能有效地向人们提供一个可资信赖的、具有安全保障的在线商务环境。电子商务的安全问题一直是各个国家和各国际组织所关注的对象。本文从电子交易安全的中心环节－电子签名出发，考察欧盟和美国所采取的立法措施及其为建立共同的电子认证法律平台作出的努力，并根据欧盟与美国的经验，提出了我国电子签名立法中值得重视的几个方面，以期对我国立法和实践有所助益。
关键词：网络安全 电子签名 数字签名 欧盟电子签名指令 美国电子签名法案

一、电子签名及其规制模式

电子签名的定义，不同的国际组织和国家立法各不相同。但本质上说，电子签名是“建立在计算机基础上的个人身份”。电子签名的形式很多，有“位图签名”、“生物签名”（如虹膜扫描）和“数字签名”等。其中的“数字签名”，依赖于“不对称的加密技术”(PKI)，使用两把不同的、在数字上互有联系的一组钥匙（key pair），即“公共钥匙”和“私人钥匙”（the private and the public key），来创设数字签名，对数据进行编码、解码和对签名进行验证。数字签名可以较好地保证公开网络上信息的安全性和保密性，保障数据的完整性并避免数据被非法篡改，是目前电子签名中最为高级、且得到广泛应用的电子签名形式。
在电子商务中，交易的安全问题至关重要。由于交易从双向转为互联网上的多向，而且大多数交易通常不存在前契约关系，相互间也没有再次交易的可能，如何确认某一特定交易当事人的身份，防止拒绝承认提交、传递了交易信息、否认信息内容的完整性，便很重要。电子签名的数字签名具有“不得拒绝”的功能（non-repudiation），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该功能通过“可信任的第三方”（TTPs），即“认证机构”(CAs)的认证来实现的。认证机构签发“认证证书”（certificate），将某一公共钥匙明白无误地归属于某一特定身份，并根据询问的层次，使用“识别”（identification）、“时间戮记”（time stamp）等方法来确认证明对象的身份。认证机构同时也使用数字方法进行签证并提供“自我认证”（self-certification）、“交叉认证”（cross-certification）和“根认证”( root CA)）等方式，帮助识别认证机构的身份和认证证书的真实性。
电子签名（尤其是数字签名）的主要优点是：首先，它能够提供更大的安全性、可靠性和透明度，将欺诈、以被模仿为由逃避责任的风险降到最低的限度。数字签名能满足信息完整性的要求，防止未经授权获得数据，及时发现非法篡改信息的活动从而减少以数据被改变为由的索赔。数字签名在功能上与纸质形式相同，以数字方式签订的电子合同也能满足法律上的书面形式、签名和文件原始性的要求。其次，电子签名可以保证公共事务处理的安全性和透明度，提高数据处理速度，并可以进行加工、储存和传送，保证行政程序的效率。
目前，国际上规制电子签名的方案（initiatives）有三种主要模式：一是“最低要求方案”（Minalist Approach），也称“技术非特定化方案”。它确立技术的“中立”(technology-neutral)地位，认为电子签名存在多种技术手段，应由市场和消费者去作出判断和选择，立法者只需要提出原则性要求，政府不应对具体技术作出选择。该方案具有示范性的是1996年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电子商务示范法》(UNCITRAL Model Law on Electronic Commerce)。二是“数字签名方案”（The Digital Approach），也称“技术特定化方案”。它确定以不对称的加密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签名作为合法的电子签名技术，对认证机构提出了某些技术和财务的条件要求，规定钥匙持有人的责任并明确了判别电子签名可靠性的条件。美国律师协会1996年制定的《ABA数字签名指南》（ABA-Digital Signature Guidelines）和欧盟制定的《欧洲电子签名标准化行动计划》（EU-Wide satandardisation initiatives, EESSI），是采用这种方案的典型例子。三是“双轨制方案”(Two-tier Approach)。它是一种“混合型”（hybrid）的折衷方案。它对各种电子认证方法规定条件，赋予其最低限度的法律效力（“最低限度”），对某些广泛使用的技术（即“数字签名”）赋予较大的法律效力，以建立一套不受时间淘汰的规制体系。联合国《电子签名示范法》（UNCITRAL Model Law on Electronic Signatures）采用的是这种方案。上述三种方案中，源自于美国犹它州立法的“数字签名方案”由于将数字签名技术确定为电子签名的技术基础，从而限制了其它技术的发展，被认为是过时的。

二、欧盟与美国电子签名法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一）《欧盟关于建立电子签名共同法律框架的指令》（EU Directive on a Community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Signatures）

欧盟委员会1997年4月提出著名的《欧洲电子商务行动方案》（European Initiative in E-commerce）之后，欧盟各国又于同年7月在波恩召开了有关全球信息网络的部长级会议，并通过了支持电子商务发展的部长宣言。宣言主张政府在电子商务立法中应减少不必要的限制，帮助民间企业自主发展，促进网络商业竞争。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为了在欧洲的层面上制定一个统一的电子签名法律框架，克服各国对互联网市场规制上出现的互不协调局面，并与国际上各国的行动保持同步，欧盟委员会于1999年12月13日制定了《关于建立电子签名共同法律框架的指令》(以下简称《指令》)。其主要目标是：1、推动电子签名的使用，促进法律承认；2、协调成员国之间的规范；3、提高人们对电子签名的信心；4、创设一种弹性的、与国际的行动规则相容的、具有竞争性的跨境电子交易环境。
《指令》提出一个涉及电子签名和”认证服务商”（CSPs）的法律框架。它依据交易的敏感度的不同，将电子签名依其安全水平的高低分为“基本电子签名”(the basic signature)和“高级电子签名”(the advanced signature)，前者适用于低水平交易，后者用于需要较高安全水平的交易。《指令》没有提出具体的技术导向，但偏向于采用数字签名(第二条第二款、第五条)。
在法律承认方面，《指令》提出了电子签名的非歧视原则。但它要求“高级电子签名”必须满足国内法的形式条件，而且事实上只将数字签名视为效力等同于手写签名的电子签字方式。此外，它规定电子签名作为证据不得因其为电子形式而被拒绝具有可强制执行力和可采证力（第五条第二款）。但这种承认仍然有限，因为所有关于合同或非合同义务的规定被排除在《指令》的范围之外，关于合同订立、效力的问题也必须符合国内法或欧盟法律所规定的条件。
在市场进入方面，《指令》规定各成员国不得将电子签名认证服务纳入“强制性许可”（mandatory licensing）范围，应由各成员国自行决定引入“民间认证方案”（voluntary accreditation schemes）。但它要求必须客观、透明、非歧视和适当的（附件二）。
《指令》规定了认证服务商的责任规则（第六条）。对于因为泄漏数据而给任何机构造成的损失，以及对于其所签发的合格证书产生的“合理信赖”（reasonably relies）而造成的损失，认证服务商应承担责任，除非其能够证明其没有“疏忽行事”（act negligently）。此外，《指令》承认第三国认证具有与欧盟的认证服务供应商所签发的证书同等的法律效力，只要其与欧盟存在连结关系（如欧盟的民间认证），或欧盟与该第三国之间有双边或多边协议（第七条）。
总的说来，《指令》采用了“双轨”模式，集合了各成员国的不同趋向和政策。它确立了电子交易安全的最低要求，注重电子签名和认证服务商应具备的条件，但调整范围却较为狭窄（第一条）。其次，《指令》承认电子商务的扩展应由市场力量来决定，但又认为“商业现实不能清楚地为私营业界提供前进的方向，不论是采用国家调整还是自律调整方式，国家仍然是主导的力量。”再次，数字签名被视为具有完全等同于手写签名和签章的效力，其它电子签名形式也在法律上也得到承认，但其法律约束力却要取决于各成员国的国内法规定。最后，《指令》详尽地规定了认证服务商的责任，对于认证证书持有人的责任没有作出具体规定，也没有规定消费者对认证服务商（通常是银行）所享有的权利。

（二）美国《全球和国内商业法中的电子签名法案》（Electronic Signatures in Global and National Commerce Act ）（E-Sign Act）

美国的电子签名立法起步较早，《犹它州电子交易法》（UETA）是涉及电子签名的第一个立法，并被奉为二十多个州的示范法。这部“技术中立（technology-neutral）”的法案规定：1）电子签名符合手写签名的各个要求，并且可在法院诉讼中接纳为证据；2）电子合同得以强制执行；3）不存在对特定技术的特别待遇，但法院可以将不同技术纳入考虑范围。
2000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全球和国内商业法中的电子签名法案》（以下简称《法案》），并由总统克林顿以电子方式签署为法律。它是一项重要的电子商务立法，其突出特点是，采纳了“最低限度”模式来推动电子签名的使用，不规定使用某一特定技术。其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在电子签名的适用范围方面，规定适用于一切影响到州际的或外国的商业合同、协议和记录，以及《1934年证券交易法》管辖范围的事项。也即是说，电子签字可以广泛适用于消费者申请抵押或贷款、在网上购买汽车，开立佣金户头或处理与保险公司的事务等领域。
对于电子签名的效力，《法案》将重点放在查证签名人的意图上，而不是签名的形式和规则。《法案》赋予电子签名、电子合同和电子记录与传统形式和手写签名相同的法律效力和可执行力。它不但承认了“数字签名技术”，而且也授权在未来可使用其它任何类型的签名技术。但它同时也明确，《法案》的规定不影响现有关于合同、记录必须采用书面、签名或电子形式以外的其它形式的法律要求。
《法案》规定了通过选择“加入”系统而自愿使用电子签名或记录的规则。消费者可以自由地选择交易形式（即“当事人自治”）；如果同意进行在线交易，则以电子方式确认其意思表示。《法案》规定，公司必须提供一种“清楚、明晰的陈述”，并在消费者作出意思表示之前，告知其有权获得一份非电子形式的记录和撤回其意思表示，以及有权取得保留电子记录所需要的硬件和软件条件（第101条）。至于消费者的“意思表示”，必须“合理地表明”消费者获得电子形式的信息，该信息用以证明消费者意思表示（同意）的客体。
在《法案》与州一级的电子签名法的相互关系上，法案规定，州法只有在采用犹他州《电子交易法案》（UETA）的“清洁”版本，或通过一部专门的技术中立法时，州法才能优先于该法案。《法案》因此确立了为全国所接受的统一标准，同时修补了所谓的“犹他州法的漏洞”。至于电子签字的国际性效力，《法案》的规定与联合国的电子商务示范法是相一致的。它消除了以纸质为基础的对电子交易造成的障碍，对来源于其它国家的电子签字和认证方法采取了非岐视的原则。
《法案》的特点在于：第一、与欧盟的《指令》相比，最具积极意义的部分是在私营部门和自律政策方面。它试图为电子交易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提供一个法律框架，对政府的不适当干预进行限制，放弃对电子签字和认证的强制性规制方案，采取了自由化的和非岐视的市场导向方法。第二、《法案》通过“技术中立”的规定，明确表明，保障在线签约安全不只存在一种单一的技术或方法，尽管数字签名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承认。第三、《法案》预先制止了可能出现的指定特定技术方案的州一级的电子签字法的出台，为创设互通性的电子签约系统创造了条件。

三、欧盟与美国在电子签名法律与政策上的协调

欧盟与美国的电子签名法由于采用了不同的规制模式，在电子签名的政策导向、电子认证的管制以及第三国认证的效力等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差异，而这对于推进电子商务的全球性和交互性，消除国际电子商务的统一障碍是不利的。面对这些政策措施的不协调，美国和欧盟意识到需要进行合作，以推动建立一种安全的、有利于电子商务发展的统一基础设施。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环大西洋行动”（transatlantic agenda）和“全球电子签名认证网络”(Idntrus)。
“环大西洋行动”是欧盟和美国为了缩小电子签名方面的政府和立法措施的差距，以达到在环大西洋层次上，实现电子签名法律效力和条件标准化的政府层面的合作。
早在1990年，美国和欧盟（当时的欧共体）及其成员国就共同宣布要加强合作以进一步“推动市场原则，反对保护主义，扩大和进一步开放多边贸易体制”。鉴于互联网的发展以及电子商务的急速扩张，欧盟和美国在1997年和2000年的首脑高峰会上主张采取下列指导原则：一、电子商务应由市场来主导并由私营机构来推动；二、政府只提供一个清晰、协调和可预测性的法律框架，以推动竞争环境的形成以使电子商务繁荣发展，并给消费者以充分的保护；三、提倡业界的自律，例如实施行为代码，示范合同，业界与其它私人机构达成的指导规则，以取得消费者对电子商务的信心；四、消除现有的不必要的法律和管制，防止出现新的障碍；五、实现电子认证方法的互通性、创新性和竞争性，并在此条件下达成适合于国际一致认可的统一标准。
根据这些原则，欧盟和美国启动了“环大西洋行动”，目标是制定电子商务的行动计划，逐步消除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货物、服务以及资本流动的各种障碍，促进一个新的环大西洋市场的形成。欧盟和美国在其各自现有的规则和政策的基础上开展合作，以最大程度地实现技术透明、规制协调一致、营业共享以及认证方法的非岐视。
“环大西洋行动”是欧盟和美国在政府层次上的合作。但在其中起作用的重要角色是私营机构，尤其是“全球电子签名认证网络(Idntrus)”。Idntrus是为了减少电子交易所面临的规制方面的障碍于1999年在美国建立起来的一个全球性的电子签字认证网络。每一家与该认证网络系统连接的金融机构事实上都是认可的认证机构。Idntrus依赖于一些由金融机构牵头的欧美私营机构而建立起来，其主要目的是对交易各方的身份和授权进行鉴别，确保通讯信息的保密性、所传输的讯息的完整性以及在公开网络上的签名的“不可拒绝性”，同时保障建立在统一标准基础上、超越任何法律分歧的电子交易系统的互通性。
欧盟目前已经正式批准了Idntrus，并授予金融机构以独立认证机构身份参与竞争，从而确立认证服务的基础。目前，全球已有接近五十家银行与“全球电子签名认证网络”进行了连接。
可见，不论欧盟和美国的法律和经济背景如何不同，发展电子商务的现实共同需要使得双方必须在建立一个相互协调、兼容的法律环境方面进行合作。实际上，在《电子签名指令》和《电子签名法案》颁布之前，双方各自的政府和商界之间就己开始进行合作，但立法机构之间并未就解决在线交易面临的法律挑战上共同寻求对策和进行合作，而且对认证方法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式。

四、欧盟和美国电子签名法的评价与思考

可以看出，不论是欧盟还是美国，其解决电子商务中的电子签名与安全认证问题的方案仍然是不完善的：
内容提要: 人肉搜索是中国社会中的热点现象，也是目前网络上典型的法律纠纷。本文通过对于目前政府规制和法院判决的分析，认为目前关于人肉搜索的讨论和处理中，存在依据隐私权来支持管制人肉搜索和依据言论自由权利支持人肉搜索行为的两种倾向之间的冲突。本文进而通过对于两方意见的深入剖析，借助法律的文化研究的视角，归纳出人肉搜索问题的法律辩论背后的两种法律文化和法律价值的实质冲突：一方依据自由个体主义的隐私权文化来反对人肉搜索，另一方(本文称之为“中国网民文化”)则认为人肉搜索涉及基本的社会道德和家庭伦理，不能以自由个体主义的隐私权为之辩护。两种实质价值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人肉搜索规制的根本困境。

　　人肉搜索成为了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从2001年的微软陈自瑶事件，到2006年的“踩猫事件”、“铜须门”事件，到2007年的流氓外教案、华南虎事件，再到2008年的“天价头”事件、留美女生支持藏独事件、辽宁口出秽言狂骂四川灾民事件，人肉搜索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展现出其巨大的威力。人肉搜索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甚至引起了国外媒体的报道。[1]随着2008年“人肉搜索第一案”—王菲姜岩案的出现，人肉搜索标志性地成为了一个法律事件。[2]

　　人肉搜索既是对被搜索人个人信息的披露，也是对被搜索人行为的惩罚。当前中国的人肉搜索事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涉及搜索官员以及公众人物，这一类型的案件以南京“九五至尊案”为代表。第二类事关社会道德问题，此类人肉搜索一般是网民对于侵犯其道德情感的人物及其行为进行搜索和谴责的行为。该类型的人肉搜索又可以区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虐猫事件”为代表的、挑战社会的特定群体的人肉搜索事件。在某种意义上，虐猫事件侵犯了动物保护主义者的道德情感。在虐猫事件上，动物保护主义者的行为高度一致，紧追不舍。第二种构成了中国人肉搜索的主体类型：性道德和婚姻道德问题。它多涉及婚外情等涉及家庭安全和家庭价值的事件。此类人肉搜索以上文提到的王菲姜岩案为最典型案例。本文的研究将主要集中于此类人肉搜索问题。

　　从王菲姜岩案开始，人肉搜索已经成为一个法律问题。在王菲姜岩案中，法院用隐私权这一法律权利来处理涉及婚外情的人肉搜索问题。此后，人肉搜索也不再仅仅是一个司法需要处理的社会问题;人肉搜索也日益成为政府规制的对象。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通过立法来规制人肉搜索。比如，江苏徐州就在《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以保护隐私权的理由对人肉搜索进行了规制。[3]深圳政府据悉也正在酝酿类似的规制法案。2010年5月27日，浙江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分组审议了《浙江省信息化促进条例(草案)》。该条例草案的第39条对“网上公开个人信息”特别作了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络与信息系统擅自发布、传播、删除、修改信息权利人的相关信息。”[4]

　　无论是在司法判决还是在立法提议当中，对于人肉搜索的规制理由大部分诉诸的是个人的信息隐私权。在这种理解方式当中，人肉搜索非法披露了被搜索人的个人信息，极大地侵害了被搜索人的隐私权。支持人肉搜索的人们则诉诸另外一项公民基本权利，即言论自由权。按照这种说法，人肉搜索被认为是公民在互联网上行使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的体现。因此，目前对于人肉搜索的法律争论都围绕着隐私权与言论自由权的矛盾及其平衡的可能性而展开。

　　本文认为，人肉搜索的问题远远比其表面上的法律权利冲突复杂。人肉搜索实际上展现了以隐私权为代表的自由个体主义文化和以公众揭发批判为代表的中国网民文化之间的根本价值冲突。正是两者之间的法律文化和实体价值冲突构成了中国人肉搜索目前的规制困境。对于人肉搜索的研究和处理因此必须建立在对中国互联网文化的深刻认识之上。

　　一、数字化信息与社会化网络

　　人肉搜索是数字化网络环境下的新生事物。从互联网技术的角度来看，人肉搜索肇始于web2. 0在中国的兴起。进入21世纪以来，视频共享网站、个人博客/微博、社交网站、百度百科/维基百科等新型网络服务日益发展。它们的出现改变了网民以前被动接受信息的局面;网民开始主动参与了互联网内容的创造。这一趋势被称为“ web2.0”;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参与式互联网”。参与式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原先处于信息被动接受者地位的观众参与信息制造和传播过程之中，真正实现了广大民众的信息传播自由。兼具读写功能(Read - Write)的万维网、BBS、博客、维基百科、手机短信(特别是飞信)、RSS(简易内容聚合服务)甚至P2P，使得网民们不再只是信息被动消费者，而成了信息生产者与主动传播者。特别是RSS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一对多”格局(书、电视、广播、报纸)、或“一对一”(电话、信件、电报)状况，变成现在的“多对多”。人肉搜索在技术架构的意义上是网民自主启动、相互写作的一种联合信息搜集、信息数据化和信息公开化的过程。

　　但作为社会实践的人肉搜索行为先于网络时代的“人肉搜索”概念。在前互联网的时代，人们实际上一直在从事类似于人肉搜索的社会行为。我们一直生活在流言、八卦和小道消息当中。在小型的熟人社会里，我们通过搜罗关于某人的信息和传言来获得乐趣，或者进行道德评判：我们会打听和传播周围熟人朋友的奇闻轶事或风流韵事，我们以此为乐，或者表达谴责。在八卦乐趣之外，一些重要的社会行为需要人肉搜索：比如乡村的媒婆在进行说媒的过程中就要对男方和女方进行各方面信息的探听，以确保双方的人品。所谓小型的熟人社会并不仅仅是我们印象当中的农业社会，它还包括我们日常称之为“圈子”的任何一种群体：律师有律师圈子，商人有商人圈子，学者有学者的圈子，等等。此外，中国人还知道一种被认为是比较极端的搜索行为：“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检举告密文化和“内查外调”行动。每一次对于“阶级敌人”的处理都建立在调查的基础上;每一次运动都要调查嫌疑者的历史问题和以往表现。如果嫌疑者的原籍或原工作单位在外地，人们就要长途跋涉，查遍祖宗八代和前生今世。对于祖宗八代和历史问题上天入地的追查其实就是前数字化时代的人肉搜索。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与其说‘人肉搜索’是在虚拟空间内发生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如说是文革中惯见的暴力行径在网络世界的重演，新时期的网民们不知不觉地在行动上继承了他们在意识上口诛笔伐的文革遗产。”[5]

　　互联网的出现只不过增进了人们人肉搜索的技术条件。这种增进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在信息网络时代，人类生活痕迹留下的数字化信息大幅度增长，并被长时间地(甚至是永久性地)保存下来，且可供日后任何不特定的人检索。我们每天都接受大量数字信息;我们每天也发出很多数字信息。数字化和互联网大大便利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通过网络购物，我们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通讯。数字化和互联网也增加了我们的生活内容：在论坛里参与讨论，在博客上抒发自我，以及在社交网络上寻找乐趣都是体现。所有的这些行为都带来了两个后果：一、“雁过留声”：人们在信息网络上的每一次行为都被记录下来，人们的购物记录、搜索记录、博客发表、好友添加等等都被互联网给记下了。二、“雁过拔毛”：人们被记录下来的信息可能会被别人所用，无论是用于赚钱，还是用于整人。最好的例子可能是谷歌。谷歌会记录你的每一次搜索结果，保存你的每一封Gmail邮件。谷歌也会通过分析你的网络使用记录来判断你的喜好，以此给你提供它认为适合你的广告。一句话，你在使用网络，网络在保存你的记录。在互联网时代，人们留下了太多的可供日后检索的信息记录。

　　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参与式互联网大大减少了人们的交往成本，因此大大增加了社会网络关系的密切化和扩大化。人类其实一直生活在社会网络当中。各种社交网站的出现可以使人很快地与各方人士建立朋友关系，了解他们的资料、喜好以及其他信息。各种聊天工具的出现使得你可以在任何时间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朋友进行联络。博客可以使认识你和不认识你的人了解你在干什么、想什么、爱什么、怕什么。互联网的出现不但使得人的社会关系更加紧密，并且使得社会关系更加扩大。因此，所谓“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区分日益变得模糊。现实社会网络中的信息可以很快变为虚拟网络中的信息;虚拟网络中的信息也可以很快产生现实社会网络中的效应[6]。人肉搜索的出现是“网络社会在经历从网上到网下之后向前跨出的另一个重要的一步，即把现实社会的小圈子带到网络中，社会关系由网下走到网上”。[7]

　　正是以上两点使得人们古老的街谈巷议变成了新潮的人肉搜索。仅仅是在技术的意义上，人们才可以说人肉搜索是一种新的搜索引擎。人肉搜索是搜索引擎，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它了解自己想了解的事情，这与传统的机器搜索引擎如谷歌类似;它是新的，因为它的原理不是几何学算法，而是反映在虚拟网络中的社会大众通力合作的信息搜集和消息传播。信息网络改变人类记忆与遗忘的格局：“自从时间开始以来，对于人类来说，遗忘是常态，记住是例外。但此平衡为数字技术和全球网络所转移。今日，在广泛传播技术的帮助下，遗忘成了例外，记住则变为常态。”[8]一方面，人们的线上活动在网络上留下了太多关于自己的信息;另一方面，人们的线下活动也可以通过数字化的社会网络关系传递到互联网上。从技术意义上而言，人类社会已经实现了全面监控每个人的可能。从技术上来讲，一个人随时可能被“人肉搜索”。你现在没有被“人肉搜索”只是因为你不够出名、或没做错事、或网民还对你不够感兴趣。总而言之，人肉搜索久已有之，互联网不过是推波助澜而已。

二、隐私权与言论自由

　　互联网对于街谈巷议的推波助澜在婚姻和性道德问题中最为明显。此类问题构成了目前中国人肉搜索的典型类型和规制难题。在具有代表性的“王菲姜岩事件”当中，有婚外情行为的丈夫王菲在其妻子跳楼之后受到了网民的人肉搜索：其个人身份、工作信息乃至家庭住址很快被公诸网络，甚至其父母的家庭住址和身份信息也被网友公开。网民的谴责行为不仅仅体现在网络上的义愤表达，甚至体现在对其家庭和工作单位的抗议上。对于王菲的内查外调和公判大会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网络暴力”淹没了王菲，人肉搜索使得王菲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深切关注。

　　人肉搜索的巨大力量引起了人们对于规制的广泛讨论。在目前的讨论当中，隐私权是规制人肉搜索的最大理由。这种观点认为，人肉搜索需要加以禁止，因为人肉搜索大大侵犯了被搜索者的个人隐私权。虽然在中国具体法律上，隐私权并未具有法律文本上的明确性，但作为一般的法律理念，隐私权被接受下来成为一种规则。学理上和司法实务上也已经形成基本一致的看法。这体现为民法当中的安宁权概念：隐私权所保护的内容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生活，包括私人生活的安宁、私人信息、私人活动以及私人空间。“人肉搜索”侵害被搜索对象的隐私权，主要是擅自公开、传播他人的私人信息，例如将他人的相片、电话号码、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以及侵入他人的私人生活空间，破坏他人私人生活的安宁权。

　　中国法院在王菲姜岩案件中首次明确地将隐私权规则适用于人肉搜索案件。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其判决书中对隐私权进行了明确的界定：“隐私一般是指仅与特定人的利益或者人身发生联系，且权利人不愿为他人所知晓的私人生活、私人信息、私人空间及个人生活安宁。隐私权一般指自然人享有的对自己的个人秘密和个人私生活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权。采取披露、宣扬等方式，侵入他人隐私领域、侵害私人活动行为，就是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并且法院将隐私权应用到了网络环境中：考虑到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法院认为网上信息披露行为在将个人信息传播到互联网上，使得信息超出特定人的范围而为不特定人所知晓，即构成隐私权侵犯行为。

　　但即使根据隐私权的逻辑，人肉搜索的行为也不能一概禁止。将人肉搜索放人隐私权的框架中进行处理之后，对于人肉搜索中所涉及的具体信息就需要区别对待，分别处理。隐私权要区分纯粹私人的信息和具有公共性的信息。前者的例子有个人的裸照、身体缺陷以及个人情感生活史等等;后者则是姓名、家庭住址、电话、电子邮件等一系列具有公共性的信息。[9]后一类信息具有社会公共性：它们构成了我们成为一个社会成员并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交往的必要公开对象。按照这种区分，人肉搜索不能一概禁止。具有社会公共性的信息的隐私权保护程度显然不能与纯粹个人的信息相提并论。

　　此外，还要区分隐私权的侵权主体和侵权阶段。对于“人肉搜索”中涉及的公布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问题，应该区分公布的信息类型及公布信息行为与后续的信息滥用行为进行规制。[10]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而言，隐私权不仅仅是一项消极权利，隐私权同样是一项积极权利。隐私权是一种阻止他人搜索和谈论某个人的权利;隐私权进而要求政府禁止他人对自己的信息进行搜集、传播和评论。因此，隐私权问题总是与言论自由问题相联系。

　　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看，人肉搜索在某种意义上是公民行使其言论权和监督权的体现。人肉搜索问题很容易被看做是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在涉及婚外情以及性道德的案件当中，被搜索方一般诉诸隐私权这一法律理由，搜索方似乎只能诉诸法律无法容纳的道德主张和伦理义愤。但事实上，搜索方可以在法律体制当中找到其理据。这一理据就是宪法所保护的公民言论自由权。以此为据，人肉搜索当中的评论行为和信息传播行为是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权利的体现;网络表达是平民化、最应受保护的宪法基本权利—互联网提供了极为广泛的言论自由行使空间和便利的行使方式。“人肉搜索”是公民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客观上能够对不符合道德观念却不违法的行为起到震慑作用。因此，“人肉搜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公民行使监督权、批评权的体现。网民将涉嫌违法、违纪或道德败坏的人和事及其相关信息公布在网上，进行评判，如果是适当合理的，将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和社会正义的维护。因此，不能因为“人肉搜索”与网络暴力有关系，就简单地将“人肉搜索”纳人网络暴力盲目叫停。

　　由此看来，人肉搜索的规制问题就其法律方面来看乃是两种公民基本权利的冲突：隐私权与言论自由权。如果说隐私权注重的是人类生活“私”的一面，那么言论自由权注重的则是人类生活“公”一面。两者在人肉搜索问题上的冲突在另一种意义上乃是“私”权利与“公”权利的冲突。而在目前的中国法律和社会舆论当中，“公”与“私”的界定在不同类型的人肉搜索中出现了一定既有的模式。

　　在针对官员和公共人物的搜索事件中，法律上的处理已经达成共识。其核心乃是如下命题：公仆没有隐私权;公仆没有私生活。该处理方式基本是根据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权对于官员和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进行克减。根据张千帆教授的分析，“如果普通‘群众’的隐私权和言论自由之间必须适当划界，那么这条界限为国家‘干部’等公众人物保留的个人隐私将大为缩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公众对政府官员具有天然的知情权。品德、个性、能力、财产、立场、行为乃至外表等个人信息对于常人而言是‘隐私’，对于官员来说就是必须披露的公共信息，因为只有具备这些信息，人民才能理性判断特定官员是否适合作为‘社会公仆’。”[11]这非常类似于美国宪法上著名的AY. Times v. Sullivan的逻辑：针对政府官员的言论在宪法上的保护近乎绝对。[12]与此相类似，对于其他公众人物来说，其隐私权也适当地予以克减。比如很多影视明星，他/她们的隐私是娱乐新闻的焦点，甚至是自身出名的重要噱头。对于他/她们的隐私权保护程度自然不能与一般的法律主体处在同一水平上。

　　但以上总结的“公”与“私”问题上的共识在涉及社会道德、特别是婚姻和性道德的问题时远远未能达成。在这类问题上，“私”与“公”的区分模糊不清。对于诉诸隐私权的一方而言，婚外情的相关信息确乎是“私”事：一个人的恋爱和性生活跟其他人有什么关系?对于诉诸言论自由的一方而言，婚外情乃是一种涉及公共道德和社会伦理的行为，乃是“公”事;至少这种行为侵犯了很多人基本的道德情感。对于后者而言，人肉搜索乃是一种道德言论。比照美国宪法当中对于言论自由区分等级和门类的区别保护，人们完全可以在法学理论和实践当中将涉及婚外情的道德言论纳人一种特殊的保护体制当中去。[13]

　　总而言之，将人肉搜索问题纳人公法框架之后，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隐私权与言论自由的平衡问题。具体说来，涉及官员和公众人物的权利平衡目前已经初具规则;涉及平民的婚姻道德和性道德问题目前的平衡性处理未见端倪。在后面一种问题上，人肉搜索仍然处于两种公民基本权利的微妙界定和具体平衡的泥潭中。

　三、隐私权文化与中国网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