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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迟到的《意见》
　 宋立军

最近，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婚姻登记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首次作出明示：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也可办理结婚登记，从而结束了服刑人员不准结婚的历史。

（一）有情人终成眷属

作为一名监狱人民警察，我对这个《意见》出台有更深刻的认识。参加工作时，就曾有服刑人员向我提出这方面的要求。但是我们苦于没有法律依据无法满足其愿望。因为1982年公安部《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试行）规定：“犯人在关押或保外就医、监外执行期间，不准结婚。”现在想想，这样的一个《细则》竟然能剥夺一个人的结婚自由，并实施了20多年。这是多么缺乏人性的规定啊——甚至有的服刑人员与未婚妻同居生子，但因为不能结婚而无可奈何。中国自古就有“君子成人之美”的美德，过去（甚至现在）有一些人坚持认为，“成人之美”中的“人”不该包括服刑人员。这无疑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这种人当然要把自己放在上等人中。疏不知，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或亲人永不触犯法律轮为阶下囚。我们真该多些换位思考，多些对同类的关怀和尊重。这样才不至于在服刑人员能否结婚，能否为服刑人员开辟“鸳鸯房”等问题上纠缠不休。

（二）倘没有《意见》怎么办
试想如果没有出台《意见》，又会怎样呢？对于服刑人员结婚问题，谁也不高兴第一个吃螃蟹，因为这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本人就曾就这个问题与人争论过，我的意见是宪法、婚姻法、监狱法均未限制服刑人员结婚，罪犯婚姻自由权不应受到剥夺。而对方却认为我书生气太浓，想法太幼稚。是啊，尽管监狱想做好事，但是民政部门同意吗？万一出了乱子谁能担得了责任呢？今年3月3日，沧州监狱服刑人员边铁刚与前妻李玉梅重新登记结婚，成为全国首位经国家民政部特批结婚的服刑人员。（见国际在线网站）这个“特批”，就是特事特办的意思，终归名不正言不顺。其实，这时候我们就应该想到宪法了。宪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禁止破坏婚姻自由”。这里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甚至是国家都无权破坏公民的婚姻自由。这里的婚姻自由当然包括结婚自由。虽然我们嘴里常讲“宪法是根本大法，是母法”，但是“子法”甚至称不上法的东西却一直左右着我们的生活。人的思想从哪里来，不是从天上来，是从实践中来。大量日常实践告诉我们，依法治国尤其是依宪治国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还是按《细则》、《意见》之类的规定行事稳当些。然而，倘若这些规定是违宪的怎么办？这就自然涉及到必须尽早实施违宪审查制度，必须尽早实现宪法司法化的问题。否则，宪法的权威只能写在纸上，停在嘴上。
（三）《意见》解决了其他相关问题吗
千万不要认为服刑人员的结婚问题已不再是问题了。例如：有了形式的结婚，是否允许实质的结婚，即结婚双方性生活的权利是否能保障；服刑人员是否有生育权；男女服刑人员之间是否可以结婚；允许服刑人员征婚吗；死刑人员在执行前可否结婚等等。谁来解答这些问题，恐怕光靠出台《意见》是不够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丁山监狱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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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公款罪的认定与处罚

闵涛


　　根据刑法第384条的规定，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

一、 挪用公款的构成要件

　　根据刑法384条的规定，挪用公款的要件为：
　　一是犯罪客观为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也侵犯了国家的财经管理制度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二是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擅自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行为。
　　三是挪用公款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
　　四是挪用公款罪在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是公款而故意挪用，目的在于非法取得对公款的使用权。
　　上述挪用公款罪四个方面的构成要件，是认定挪用公款罪的客观标准，也是区分挪用公款罪与非罪的具体标准。

二、 挪用公款的具体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在认定是否构成挪用公款时要注意把握以下几个重点问题：
　　一是正确认识行为人是否具备挪用公款罪的主体资格。挪用公款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犯罪，如果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就不能构成挪用公款罪。在这一问题上，刑法修订前，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包括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人员。刑法修订后，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和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不再是挪用公款的犯罪主体。如果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挪用本单位资金符合刑法第272条规定的应以挪用本单位资金罪定罪处罚。
　　二是要正确判定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挪用公款罪主观方面是出于直接故意也就是说，行为人明知是公款而故意违反财经纪律而挪用，目的在于非法取得对公款的使用权。过失不构成本罪，如行为人因工作疏忽大意，使公款被他人非法使用的，不能以挪用公款罪论处。国家工作人员因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公款被他人用于非法活动，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是要正确判断行为人挪用公款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如果行为人不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获得公款归个人使用，不能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
　　四是要注意区分挪用与借用公款的界限，二者的区别体现是：首先，挪用公款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而借用公款是行为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民事债权债务关系；其次，挪用公款罪一般是在单位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的，单位不知道公款的去向和用途，借用是按照规定和经单位负责人同意后暂借的，具有公开性；最后，挪用公款的行为多数没有手续和借据，而借用公款一般是经过合法程序批准，有借款凭证，有的在帐面上有记载。
　　例如，我们在侦查南票站魏某挪用公款一案，严格把握刑法384条的实质要件，注意区别挪用与借用公款的关系的界限，经过初查去伪存真，用挪用公款四个构成要件，逐条分析、研究、认定魏某挪用公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三、认定挪用公款罪存在的误区

　　1、认定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与贪污罪的主体完全相同。
　　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都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性犯罪，二者相比，通常认为它们的主体是一致的。但研究刑法第93、272、382、384条的规定，便不难发现二者的区别。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与贪污罪的主体不同在于贪污罪的主体范畴宽于挪用公款罪的主体范畴。刑法第382条第2款规定，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也可以构成贪污罪的主体。在这条规定中，第2款单列一款，与第一款是并列关系，即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是并列关系，并不包含在国家工作人员之列。而刑法第384条规定，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并未包括此类人员。刑法第93条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做了具体规定，在这条规定中，国家工作人员并不包括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从这3条规定中，可以看出，挪用公款罪主体与贪污罪主体不同在于，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不包括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而贪污罪的主体却包括。2000年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对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挪用国有资金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中规定：对于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国有资金归个人使用构成犯罪，应当依照挪用资金罪定罪处罚。这样进一步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与贪污罪主体的不同。
　　2、认为股份制企业中的人员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应以是否为国有控股企业来认定。
　　改革开放以后，所有制结构呈现多元化，随之而来企业性质也日趋复杂，对这些企业中人员挪用钱款的行为如何定性，实践中有多种主张，最常见的是以国有权是否占多数来划分，即国有控股的企业中人员有挪用行为的定挪用公款罪，非国有控股的企业中人员有挪用行为的定挪用资金罪。这种划分似乎合理，但也有偏颇之处。股份制企业一经设立，便具有完全的、独立的性质，该性质不同于任何发起人或认股人，包括参股、认股、控股的国有公司、企业的性质。而公司的法人财产属于独立的法人财产，其性质也不同于任何出资者的财产性质。目前有关法律、法规还没有对此类犯罪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对这类行为，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的规定来解决。此批复中规定：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对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应定职务侵占罪。此批复虽未明确规定此类人员挪用钱款的行为如何定罪，但已明确规定此类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受委派者除外)，而挪用公款的主体却是国家工作人员，所以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将公司的钱款挪用给他人或自己使用时，不能以挪用公款罪来定罪。
　　3、认为承包国有企业的人员可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主体。
　　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承包是企业改制的一种重要形式，承包的确给一些企业带来了效益，但同时带来了很多法律问题。对于承包者挪用企业钱款的行为如何定性，便成为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企业承包一般分为二种：即风险承包和经营权型承包，风险承包是指无论是否有利润，承包人必须上交一定利润给发包方，如有剩余利润则归承包人，这种承包因企业财产的归属已事先划定；不论企业是否赢利，承包人都要上交一定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承包人如将款借给他人应属其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不能构成挪用公款罪。如属经营权承包，且发包人是国有单位，则承包人是属于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因为承包既是一种委托关系，对于原来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因为承包国有单位，在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属于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如前所述这类人员可以构成贪污罪的主体，但不可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故笔者认为承包国有企业人员有挪用公款行为的，无论是风险承包还是经营权承包，都不能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主体。还有一种特殊身份的承包国有企业人员，即承包人在承包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有些人认为他们可以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主体。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忽略了挪用公款罪构成要件中的必须利用职务便利的要件，挪用人除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外，在挪用公款时，必须利用了他从事公务的职务便利。因承包人进行了承包，在承包期间的挪用行为与原来的职务没有关系，即承包人挪用公款是利用承包的便利条件，而不是利用原来的国家工作人员从事公务的职务便利，所以也不能构成挪用公款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