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程序与构造
乔纳森.赫林
楼杰科译
2-1 国家在刑事程序中的作用
民法和刑法都涉及不当行为的责任。同样的行为（如攻击）可能既是被称为民事侵权行为的民事错误，又是犯罪。所以，如果Sam打了Millie，那么可能既有民法上的后果，又有刑法上的后果。Millie可以依据民事侵权法控告Sam要求损害赔偿。警察也可以决定指控Sam犯罪，结果Sam可能受到刑罚的惩罚。这些民法和刑法上的后果是不同的。在侵权案中，追责权归属于受害方，赔偿金支付给受害方以赔偿损失。在犯罪案中，追责权归属于国家并由国家施予刑罚。即使是侵犯被害人人身的犯罪，追责权仍归属于国家，因为犯罪被认为是违反了公共秩序。在英国，13-14世纪时通过由国王的官员和法官执行命令（国王敕令）将刑事追诉权统一于君主之下。严重侵犯秩序的（称为重罪）是侵犯君主罪，起诉以国王的名义提起。此即：严重犯罪由王室法院审理，并以国王的名义起诉。起诉机关称为皇家检察院，案件的官方名称为，例如，The Queen versus Smith，简写为R .v .Smith, 甚至于Smith。
刑法是由国家控制行为的法律，以刑事制裁为后盾。有时法官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描述过失杀人罪所必需的有责性时， Hewart勋爵兼首席法官指出“漠视他人生命和安全就等于是侵害国家的犯罪，行为应受惩罚”（Bateman）。但是认为刑法不关心被害人则是错误的。事实上如今在审判阶段法官可能要求被告人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害支付赔偿金。这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民法和刑法之间的区别。
2-2 法官在刑事程序中的作用
刑法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普通法，即法官法。当然，在最近的150年里，也有一些重要的成文法，但是这些法律在于调整潜在的普通法，不在于根本上改变它。例如，《1957年凶杀法》修改了有关谋杀的法律，但未界定“谋杀”以及谋杀的定义，因此这就仍是判例法上的问题。1968年和1978年的《偷盗法》是个例外，它完全重新规定了有关偷盗的法律；但是即使如此，还是通过解释各种法律条款从而囊括了判例法的主要内容。现在不可能仅看《偷盗法》就能理解有关偷盗的法律，还必须看法律适用的案例。
Simonds子爵在Shaw v. DPP一案的判词中对法官作用的重要性做了明确阐述，在该判词中他否定了法院有权创立新的犯罪但声称法官在履行职责时“作为普通法的仆人和卫士…….在法律的庭院里必须留有余权以实现最高和基本的法律目的，从而不仅维护安全和秩序，也维护国家的道德利益，而且他们有责任保护它免受可能更加隐秘的攻击，因为它们是新异而无准备的。”在该案中，保护公共秩序证明将共谋犯罪扩展至本身不是犯罪但威胁着公共道德的行为（见第18章3），以最高法院的观点，是正当的。在最近的一个重要案子R v. K中，Millet勋爵希望改革法律因为他感到国会未能保证法律符合现行的道德标准。该案涉及（生效）青少年同意性行为的年龄：
“但是同意年龄早已未反映日常生活，并且受人尊敬的国会显然未能履行使刑法与社会需要保持一致的责任。有人劝我说[《1956年性犯罪法》]s.14不同因素的零星介绍，以及国会使该部分法律合理化的连续失败，甚至于某种程度地修改已为法院认同的谬论，意味着即使是在单个犯罪中我们也不应局限于内在的一致性。不公正的代价太高以致无法补偿一致性。”
尽管法官法有优势，但仅在最近高等法院，上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才关注刑法的发展。刑事实践过去常被认为是粗劣的文学作品，很少引起知识分子的兴趣，这就渲染了法官的思想。在最近的五十年里，这种情况已完全改变——刑法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上诉法院有力的发展了传统，并且上至最高法院的刑事案件数量也已增加。
或许由于此原因，近年来，相当多的批评直接针对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作者以及评论员感到法官不是未实现明确性就是未实现一致性。像J. C. Smith等著名的学者已在推究最高法院的“刑事案件中的阴暗记录”，并且质疑我们是否真地可以把最高法院作为刑事上诉法院。在刑法的几个不同领域，学院派法律人对法律应该是什么和法院的判决确立了法律是什么的看法之间存有显著的分歧。用普通法方法在个案的内容中零星地发展法律规则的一个缺点在于对特定案件的“正确答案”的关心模糊了判决所含有的更广的逻辑含意。法官有时感觉学术著作太理论化，也太抽象，并没有为陪审团所需要的明确地解释打下足够坚固的基础。Diplock勋爵（在判决中对上面有关最高法院判决质量的引用作出了反应）否定了由法律作者表述并为上诉法院采纳的定义，因为它创立了不适合于陪审团（见Caldwell）的“精美而不切实际的差异”。Reid勋爵在Haughton v. Smith案中，说“法律的生命血液不在于逻辑而在于常识”，Salmon勋爵在Majewski案中也使用了相似的词，两案都引来了学术界的诸多批评。这样的批评有时是有效的。Glanville Williams教授在一篇论文中指出Bridge勋爵在案件中推翻了最高法院早先的判决：“他批评判决的用语……不是显然合适的，而是荒唐的，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承认批判的力量并且无礼地不承认自己已从它那里得到了帮助（Shivpuri案）。”但是近些年，这对法官而言日益变地普遍起来，特别是在最高法院，法官在刑事案件中仔细地分析学术著作，有时产生了更长更谨慎合理的判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界已停止了对最高法院某些判决的批评。
2-3 法官与陪审团
某些刑事审判在法官和陪审团前进行（这被称为诉状审判，在王室法院审理），但是多数刑事案件由治安法官简易审判。即审之罪与可诉之罪的区别将在下面第2章5. 治安法官中解释，在治安法官审理案件时，他们把法官和陪审团的功能合于一身：他们决定提出的任何法律问题（由身为律师的书记员帮助）；决定事实；对事实适用法律作出裁判。依据诉状审判的内容更容易解释这些不同的功能，但相同的原则也适用于简易审判。
如果被告人对犯罪指控服罪，那么陪审团就无作用可发挥，并且进入定罪阶段。服罪的被告人可能受到服罪事实的影响而很可能导致较轻的判决。也可能是如果对较轻罪服罪那么检察官将不进行较重罪的指控；此即平常所谓的“辩诉交易”。如果被告人不服罪，那么法官和陪审团就会发挥完全不同的作用。
法官有义务保证审判依据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进行，本质上这是个繁重的任务。法官的功能在于向陪审团解释法律：这是法官在陪审团退席考虑裁判之前向陪审团所做的总结的重要部分。如果在审判期间，检察官，辩护人，或法官自己提出法律问题，那么法官就必须对此作出裁决。陪审团必须从法官处获得法律。被告人可能在裁判后通过上诉至上一级法院向法官对法律的裁决提出挑战。治安法官对法律所作的判决总是可以在上一级法院中受到挑战，或者是王室法院或者是高等法院。
陪审团的功能在于决定事实问题以及将法律适用于事实从而对被告人所面对的指控作出裁决。指控用正式文件陈述，称为诉状，简单地说，就是详细地说明被告人所面对的指控的性质，特别包括被指控的犯罪。检察官和辩方对案件的某些方面很可能有相同看法。例如，被告人可能承认他在犯罪现场，但否认他打了被害人。在这样的案件中，很明显陪审团将关注那些具有争议的事实问题。
陪审团仅考虑被告人是否实施了被指控的犯罪。例如，如果被告人被指控刺伤被害人，而在他的供词里被告人承认偷窃，但否认刺伤被害人。陪审团不能转向作出偷盗罪的判决，因为只允许它考虑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但是，有时如果被告人被指控重罪但包含着较轻罪的要素那么陪审团可以转向作出较轻罪的判决。例如被告人被指控谋杀，如果陪审团判定尚未证明被告人有杀害或造成严重伤害的意图，那么它就可以判决被告人过失杀人罪。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法官就会告知陪审团。说陪审团根本不关注法律不是事实。如果那样的话，那么“裁决”就仅仅是陪审团认为发生了什么的一系列事实陈述。裁决是法律适用于事实从而得出有罪或无罪的结论。
陪审团功能的重要方面在于决定发生了什么：例如，证人是否讲述了真相；或者是被否定的鉴定是否可靠。“发生了什么”不仅包括行为（被告人所做的）也包括涉案人员的心理状态，特别包括被告人。例如在强奸案中，陪审团不得不决定性交是否发生；那时被害人是否同意（她的心理状态）；还有，如果她没同意，被告人是否知道她没同意（他的心理状态）。有关心理状态的问题经常被称为主观问题（见第1章4）。当然，陪审团不能看到心理，而且即使可以，那也是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的心理状态，而不是审判时的心理状态。所以陪审团就不得不依赖外在的证据，包括所做的，所说的以及周围的情况。有时从事实得出的推断具有压倒性优势：如果被告人用枪近距离的指着被害人，然后开枪，陪审团很容易推断被告人至少意图伤害。但是这种推断可能被其他证据替代（见例Lamb），而重要的是记住陪审团最终关注的是被告人的实际心理状态，而不是陪审员自己所认为的。
陪审团不仅处理发生了什么的事实：同样要求它决定“处在这种情况中的理性人会做什么？”或者“理性人会称这本书为色情读物吗？”等问题。当刑法造成这些问题时，就会设置客观标准，陪审团作为理性人的代表评价和运用这些标准。陪审团以被告人违反理性人会做什么和想什么的看法衡量他的行为。
陪审团功能还有一方面是决定法条所用词语的含意。有时这些词语或者由法条定义，或者由法官定义。在这些案件中，定义就是法律问题，陪审团必须使用：陪审团不可以说不同意既定的定义并且使用不同的定义（如果这样，并且给被告人定罪，那么裁决可能被上诉）。一个例子是《1968年偷盗法》所用的“财产”一词的定义，在法条中已作出特定的技术定义（见第11章）。但是，有时词语既未被法条定义也未被法官定义，那么陪审团就必须以它所理解的运用它们。现代法律趋向于使用，可推测，简单，非技术性的语言，法官在使用时日益避免给出词语的完尽定义。他们会说这些是平常的日常用语，可以期望陪审团在没有定义的情况下理解和运用它们。同样来自《1968年偷盗法》的例子，是“不诚实”一词。这种简单词语的使用不限于法条使用的词语：像谋杀等普通法犯罪的“故意”的含意就是另一个例子。法官愿意解释陪审团如何可以从证据中推导出故意，但不愿定义。这样做的利弊将在本章的热点中讨论。
2-4 证明责任
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是检察官必须证明案件：虽然看证据被告人似乎有罪，但在证明有罪之前被告人是无罪的（Woolmington案）。检察官必须证明案件超过合理怀疑，法官必须引导陪审团除非确信所有的犯罪要素都已证明否则就不得定罪。“超过合理怀疑”一语是表达陪审团必须确信被告人有罪思想的习惯方式。它比民事案件中的证明标准高，如疏忽大意的行为，仅要求“概率平衡证明”：结论是原告的事实陈述要比没有更可能。因此在刑事案件中陪审团很可能相信被告人实施了犯罪但是如果对他有罪还有某些怀疑那么仍可以宣告他无罪。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可能没有犯罪的罪责，但是要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
法官不能直接定罪，因为只有陪审团才能认定事实以及将法律适用于事实。但是法官可以恰当地说“如果你发现事实是这样的那么就应宣告无罪，但是如果你发现事实是那样的那么就应定罪”。法官可以直接宣告无罪：有时法官有义务告诉陪审团，作为一个法律问题，即使陪审团相信检察官证据中的每一个词，还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定罪正当。法官同样保证遵守证据规则并且可以排除那些不可采用的证据。法官可以直接宣告诉状指控的某一犯罪（“罪状”之一，指控的一个犯罪）不成立而把其他的留给陪审团。有时这可以通过说检察官既有举证责任—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留给陪审团的案件—也有证明责任—证明超过合理怀疑而得到解释。举证责任在于使法官满意，证明责任在于使陪审团满意。
这两种责任总是给予检察官吗，或者有时它们可以给予辩护方吗？重要的在于记住已述原则：在审判结束时，为了获得定罪，检察官就必须证明所有的犯罪要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检察官必须反驳被告人可能提出的每一项辩护理由，诸如缺乏故意或明知，自我防卫，激怒，醉酒，胁迫等等。如果这样的辩护由检察官依事实提起，那么法官将依据有关辩护的法律引导陪审团思考。如果辩护理由未由检察官的证据所揭示，以及如果检察官未使法官拒绝让陪审团考虑该辩护，那么被告人有责任举出足够的辩护证据向陪审团证明留下辩护理由是正当的。这仅是举证责任：被告人不必证明辩护理由。多少证据才足够取决于辩护理由的性质。如果被告人否认犯罪要求的明知或故意，那么他自己的证据就足以给陪审团了。但是在无意识行为案中，例如，被告人声称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法院就要寻找医疗证据来支持被告人自己的供词（见第3章6）。如果被告人未提供任何辩护证据，那么他使自己处于定罪的危险中，因为检察官更容易履行证明责任了。如果法官将辩护交于陪审团，那么检察官为了获得定罪就有责任反驳该辩护。
该规则有一例外（虽然我们将在第19章讨论认为这些例外违反了《1998年人权法案》的观点）。在证明某人患精神病前推定其精神正常，所以如果被告人提出普通法上的精神病辩护或法定的减责辩护，那么他就有证明责任，这两者均否定被告人的法律能力（见第10章和15章对这些辩护的讨论）。也有法律创立的犯罪明确地将证明责任给予被告人的情况（见Healy,1987）。在给予被告人证明责任的所有案件中，要求的证明标准比对检察官的要求低：是概率平衡证明，而不是超过合理怀疑。
让我们将这些原则运用于一例。Jack被指控谋杀Jill并且不服罪。检察官必须证明谋杀的要素：Jack致使Jill死亡，Jack意图谋杀Jill或者至少意图导致Jill严重伤害。检察官举出Jack在离Jill四码远处用左轮手枪向Jill开枪的证据。这可能包括证人看见事件的证据以及法医的鉴定证据，诸如在Jill身上找到的子弹与Jack的左轮手枪的子弹一样。检察官也需要证明枪击致使Jill死亡，这就是尸体解剖的医疗证据。然后检察官需要证明Jack的心理状态：Jack意图杀害或者严重伤害Jill。检察官可以根据Jack在那时的行为（Jack近距离枪击Jilly,陪审团可以推断出对其行为唯一可信的解释是他意图杀害她）或言词来判断。还有其他间接证据，诸如有关动机的证据（例如Jack可从Jill那里接受大笔遗产）。
在检察官陈述后，被告人可以提交“无须答辩”，主张检察官没有令人满意地履行举证责任。法官必须决定是否所有的证据都对Jack不利，换言之，如果证据可以相信或没被否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定罪。如果被维持，那么法官就会让它继续：他不直接宣告无罪，因为检察官将满意地履行举证责任。面对“可以答辩”，Jack就有选择的机会。他完全可以拒绝辩护，而不对检察官的证据作另一番解释。这是可能的，但与无罪辩护不合，并且可能意味着定罪。因为陪审团没有理由怀疑检察官的证据。定罪不是不可避免，因为陪审团没有义务相信检察官的陈述无可挑剔而且可能认为对Jack有罪仍有合理怀疑。
Jack可以反驳有关他枪击Jill或者枪击导致死亡，或者他意图伤害Jill的（或者所有这些）检察官证据。或者Jack可能承认这些事实，但提出辩护理由：主张他的行为是正当的因为他是自我防卫；或者是可宽恕的因为Jill激怒了他使他失控。他必须举出证据，包括自己的供述支持自己的主张。这就是他的举证责任，如果他没有举出任何证据（和对同意的事实没举出证据）法官不会让陪审团考虑辩护理由。如果辩护理由交于陪审团，检察官除证明指控谋杀的所有要素外，还必须反驳辩护理由（例如Jack在自我防卫）。如果Jack以精神病或减轻责任辩护，他就必须依据该辩护的法律定义证明它。
辩护结束时，法官向陪审团作总结，告诉他们检察官必须证明的犯罪要素，并且概括证据。法官向陪审团指出案件的问题，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的分歧，并且解释证明责任。然后陪审团决定事实（发生了什么？），将法律适用于事实（这是谋杀吗？）从而得出结论。
2-5 犯罪分类
划分犯罪的基本分类是诉状审判之罪，简易审判之罪，和可以前任一方式审判之罪。第一类是较严重的犯罪，诸如谋杀，过失杀人和强奸。它们在王室法院的法官和陪审团前审判。相对较轻的犯罪诸如许多交通犯罪，属于第二类，由有限判决权的治安法官审理。第三类是那些像偷盗等依据情况严重性可相当不同的犯罪。它们既可诉状审判又可简易审判，选择在治安法官法庭作出。治安法官或被告人可以主张诉状审判；只有当他们达成协议时才可进行简易审判。对治安法官而言，选择取决于指控的严重性，如检察官陈述中所表明的，以及案件看上去是否可能提出最好能由法官决定的法律难题。对被告人而言，选择取决于许多事实：简易审判更快更便宜（这可能很重要，如果被告人被要求对法律援助作出贡献）；虽然治安法官可以，如果他们已判刑，决定将判刑的罪犯交于王室法院，但是王室法院可以作出更重的判决；特别是如果辩护在于反驳警察证据，那么治安法官更有资格定罪。两种审判适用的程序不同，判刑权不同，上诉权不同，但是无论被告人是在王室法院或治安法官法庭被审判，犯罪（本书所涉及的）的定义不变。
更早的分类是重罪和轻罪。这种分类已由《1967年刑法法》废除，在此提到仅因为有时对重罪和轻罪作出判决时仍可参考，否则可能让人莫名其妙。《1967年刑法法》也创立一个可逮捕之罪的概念。现在这在《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s.24得到了界定，该法包括了所有最高刑五年以上的犯罪（也包括某些其他的特定犯罪）。当某人在实施可逮捕之罪时，警察和公众均可以进行无证逮捕。警察对可逮捕之罪和非可逮捕之罪有更广的权力（《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s.24与s.25）。
2-6 刑罚
与讨论犯罪行为的定义相比，刑罚理论更关注讨论量性，在本书中我们不打算详细地讨论量刑。但是犯罪的定义及其刑罚是有联系的。很少能找到认为有罪的被告人不适合于惩罚的情况。国家为什么应该惩罚犯罪人的主要理论很出名并且已有许多有关犯罪学和量刑的著作详细地讨论，但是可以简略地概括它们。一种理论是矫正论—刑罚的目的应该是改造犯罪人以便其不再犯罪。另一种理论是预防论—通过刑罚的威慑预防犯罪人和其他潜在犯罪人犯罪。还有一种理论是无能力论—应该阻止犯罪人犯罪，典型的是通过监禁阻止犯罪。目前的主流理论是“该当”或报应理论。该理论认为被告人应受到适合于他们应受谴责程度的刑罚，这是《1991年刑事司法法》背后的主要哲学依据，该法是主要的量刑法之一。在刑罚史的不同历史阶段，量刑均在这些理论间摇摆，毫无疑问的是四种理论都影响者量刑者，即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发生着冲突。
2-7 法律改革
修改刑法，像其他法律一样，取决于《国会法》。在近三十年来，国会十分依赖于两大委员会的工作和报告：1959年设立的刑法修改委员会；和1965年设立的法律委员会。两委员会的报告经常附带着可能形成立法基础的法案草案。这些成功的报告，纯粹以它们是否已被实现来判断，已经混合；一些，如刑法修改委员会有关偷盗罪的报告（1966年，Cmnd2977，第8号报告）或者是法律委员会有关未遂犯的报告（1980年第102号），都已经实现；其他的，如法律委员会有关犯罪的心理因素的报告（1978年，第89号）以及最近法律委员会有关刑法典的报告（见第2章8），也已实现。
在设想进行较大的法律修改时，就设立了皇家委员会。一个例子是，皇家委员会1981年有关刑事程序的报告最终产生了《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法律改革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希望制定刑法典。
2-8 有关刑法典的建议
2-8-1 法典的定义
北京市招标投标条例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招标投标条例
(2002年9月6日北京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0年12月23日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招标和投标
第三章 开标、评标和中标
第四章 监督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招标投标活动，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的工程建设、货物和服务采购以及其他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招标投标活动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四条 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符合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家规定制定的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的，必须进行招标：
(一)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
(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政府融资的项目；
(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
法律、法规或者市人民政府对必须进行招标的货物和服务采购以及其他项目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
第六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对招标投标活动实行地区封锁和部门限制。
第七条 市发展改革部门指导和协调全市招标投标工作，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拟定有关招标投标规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的具体职权划分，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二章 招标和投标
第八条 招标项目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的，应当先履行审批手续，取得批准。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的，招标人应当同时将招标范围和方式等有关招标的内容报送项目审批部门核准。项目审批后，审批部门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所确定的招标范围和方式等情况。
招标人对经核准的招标范围和方式等作出改变的，应当到原项目审批部门重新办理核准手续。
第九条 招标人应当有进行招标项目的相应资金或者资金来源已经落实，并应当在招标文件中如实载明，但是选择投资主体、经营主体等不需要落实资金来源的招标项目除外。
第十条 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
第十一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中，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有资金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以及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确定的国家重点项目和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地方重点项目，应当依法公开招标。其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批准，可以邀请招标：
(一)技术复杂或者有特殊要求，只有少数潜在投标人可供选择的；
(二)受资源和环境条件限制，只有少数潜在投标人可供选择的；
(三)其他不适宜公开招标的。
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招标人拟邀请招标的，应当经项目审批部门批准；其中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确定的国家重点项目和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地方重点项目，应当经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或者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二条 招标人可以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办理招标事宜或者依法自行办理招标事宜。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自行办理招标事宜的，应当具有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标的能力，并应当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招标代理机构的资格认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本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通过资格认定的招标代理机构名单向社会公布。
招标代理机构与行政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不得存在任何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关系。
第十四条 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在招标人委托的范围内办理招标事宜，并遵守《招标投标法》和本条例关于招标人的规定。未经招标人同意，招标代理机构不得转让代理业务。
招标代理机构不得为投标人提供其所代理的招标项目的咨询服务。
第十五条 招标人公开招标的，应当发布招标公告。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国家或者本市指定的报刊、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介发布。
第十六条 招标人对投标人进行资格预审的，应当根据招标项目的性质、特点和要求，编制资格预审的条件和方法，并在招标公告或者资格预审公告中载明。
招标人拟限制投标人数量的，应当在招标公告或者资格预审公告中载明预审后投标人的数量，并按照招标公告或者资格预审公告中载明的资格预审的条件和方法选择投标人。招标公告或者资格预审公告中没有载明预审后投标人数量的，招标人不得限制达到资格预审标准的投标人进行投标。
第十七条 招标人应当根据招标项目的特点和需要编制招标文件。招标文件一般由下列部分组成：
(一)投标人须知：包括评标方法和标准、编制投标文件的要求、投标方式、投标截止时间、开标地点和投标有效期；
(二)合同主要条款及协议书格式；
(三)要求投标人提供的资格和资信证明、投标函及附件、履约担保证件、授权委托书的格式和说明；
(四)投标价格要求及其计算方法；
(五)技术条款：包括招标项目范围、性质、规模、数量、标准和主要技术要求及交货或者提供服务时间；
(六)图纸或者其他应当提供的资料；
(七)其他应当说明的问题。
国际招标的项目，招标文件可以规定投标文件使用多种语言文字。投标文件不同文本之间有歧义的，应当以中文文本为准。
第十八条 政府投资和政府融资项目的招标人，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初步设计方案和投资总额编制招标文件。
第十九条 招标项目设置标底的，标底应当保密；在开标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审查标底。
政府投资和政府融资的项目一般不设置标底。
第二十条 招标人不得以获得本地区、本行业奖项作为投标条件或者以不合理的地域、行业、所有制等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投标；不得强制投标人组成联合体共同投标；不得向他人透露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招标投标的情况。
第二十一条 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撤回投标的，应当书面通知招标人招标人接到通知后，收取投标保证金的，应当返还其投标保证金。
第二十二条 投标截止时间届满时，投标人少于3个的，招标人应当依法重新招标。
第二十三条 投标人不得相互约定抬高或者压低投标报价；不得与招标人串通投标；不得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投标报价低于成本价等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
第三章 开标、评标和中标
第二十四条 开标应当在招标文件确定的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公开进行；开标地点应当为招标文件中预先确定的地点。
第二十五条 评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科学和择优的原则依法进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影响评标过程及结果。
第二十六条 评标由招标人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的代表和有关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为5人以上单数，其中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前款专家应当由招标人从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评标专家名册或者招标代理机构的专家库内的相关专业的专家名单中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技术特别复杂、专业性要求特别高或者国家有特殊要求的招标项目，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的专家难以胜任的，可以由招标人直接确定。
评标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在中标结果确定前应当保密。
本市逐步建立全市统一的评标专家名册。
第二十七条 评标委员会设负责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人由评标委员会成员推举产生或者由招标人直接确定。评标委员会负责人与评标委员会其他成员有同等的表决权。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相关项目的评标委员会成员：
(一)投标人或者投标人的主要负责人的近亲属；
(二)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投标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评审的。
评标委员会成员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主动提出回避。
招标人发现评标委员会成员有本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更换。
第二十九条 评标可以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或者综合评估法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评标方法。
采用招标方式确定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的投资主体、经营主体以及政府投资和政府融资项目的项目法人的，应当采用综合评估法评标。
第三十条 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和比较。招标项目设置标底的，标底作为评标参考。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提出书面评标报告，并推荐1至3名合格的中标候选人。
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招标人也可以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
评标委员会不得改变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
第三十一条 中标人的投标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
(二)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最低；但是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除外。
第三十二条 在评标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可以认定为废标：
(一)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报价或者在设有标底时明显低于标底，投标人不能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证明其投标报价不低于其成本的；
(二)投标文件未能在实质上响应招标文件提出的所有实质性要求和条件的；
(三)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废标条件的。
投标人以他人的名义投标、串通投标、以行贿手段谋取中标或者以其他弄虚作假方式投标的，应当作废标处理。
第三十三条 投标人资格条件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招标文件要求的，或者不按照要求对投标文件进行澄清和说明的，评标委员会可以否决其投标。
第三十四条 评标委员会根据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规定否决不合格投标或者认定为废标后，有效投标不足3个的，可以否决全部投标。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所有投标被否决的，招标人应当依法重新招标。
第三十五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自确定中标人之日起15日内，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提交招标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
提交书面报告时，应当同时附送下列文件或者文件的复制件：
(一)招标文件；
(二)招标公告及发布媒介或者投标邀请书；
(三)实行资格预审的，资格预审文件和资格预审结果；
(四)评标委员会成员和评标报告；
(五)中标结果及中标人的投标文件。
第三十六条 中标人确定后，招标人应当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同时将中标结果书面通知所有未中标的投标人。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
政府投资和政府融资项目的中标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告。
第三十七条 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在规定时间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政府投资和政府融资的项目签订合同后，招标人应当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备案。
第三十八条 招标人收取投标保证金的，在与中标人签订合同后5个工作日内，应当向中标人和未中标的投标人退还投标保证金。
第三十九条 中标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完成中标项目。中标人不得向他人转让中标项目，也不得将中标项目肢解后转让。
中标人按照合同约定或者经招标人同意，可以将中标项目的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完成。接受分包的人应当具备相应的资格条件，并不得再次分包。
中标人应当就分包项目向招标人负责，接受分包的人就分包项目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章 监督
第四十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应当加强对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检查，市发展改革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府投资和政府融资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协调有关监督检查工作。
第四十一条 行政监督部门应当依法履行监督职责，不得任意增加招标投标审批事项，不得非法干涉或者侵犯招标人选择招标代理机构、编制招标文件、组织投标资格审查、确定开标的时间和地点、组织评标、确定中标人等事项的自主权。
第四十二条 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可以采取执法专项检查、重点抽查、成立调查组进行专项调查等方式对招标投标活动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进行执法监督检查时，有权调取和查阅有关文件，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第四十三条 本市对地方重点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进行专项稽察。专项稽察包括以下内容：
(一)招标投标当事人和行政监督部门有关招标投标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
(二)对招标投标的有关文件、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进行核实；
(三)对资格预审、开标、评标、定标过程是否合法和符合招标文件、资格审查文件规定进行调查核实；
(四)招标投标结果的执行情况；
(五)其他需要专项稽察的内容。
第四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违反《招标投标法》和本条例规定的，可以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举报。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将处理情况告知举报人，并为举报人保密。
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违反《招标投标法》和本条例规定的，有权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应当在收到投诉后1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决定受理的，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告知投诉人。投诉人对有关行政监督部门逾期未作出受理决定或者对投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五条 本市建立招标投标活动违法行为记录系统，记载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人、评标委员会成员等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及处理结果。
单位和个人有权查询违法行为处理结果记录。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追究法律责任；没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适用本条例规定。
第四十七条 本章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决定。
第四十八条 招标人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应当公开招标的项目未经批准擅自邀请招标的，由项目审批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有关部门可以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其中使用政府投资的项目，可以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
第四十九条 招标人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应当发布招标公告而不发布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项目合同金额5‰以上10‰以下罚款；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不在指定媒介发布招标公告的，或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在招标公告中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政府投资和政府融资项目的投标人以投标报价低于成本价的方式骗取中标，导致合同不能全部履行的，取消其3年至5年参加政府投资和政府融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四条规定，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擅自增加审批事项和非法干涉或者侵犯招标人自主权的，对于举报或者投诉不及时处理，或者不为举报人保密的，由有关部门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的处分；情节较重的，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
行政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利用职权，非法干涉或者侵犯招标人自主权的，依照前款规定追究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自2002年11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