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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自己所有而被他人占有财物问题研究
——从对两起案件相似情况的不同判决说起


「案例」
被告人：刘杰，男，30岁，河北省秦皇岛市人，无职业，住秦皇岛市海港区桥东里外贸楼62号。1988年11月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1991年6月刑满释放，1992年11月28日因本案被逮捕。
被告人：景卫东，男，25岁，河北省秦皇岛市人，原系秦皇岛市第二运输公司汽车一队司机，住秦皇岛市海港区东光里56号。1986年7月因盗窃被劳动教养三年，1989年7月解除劳动教养，1992年11月28日因本案被逮捕。
1992年9月间，被告人刘查找到被告人景卫东为他开汽车，两次由外地购进假冒的山海关牌香烟1150条，每条9元，然后以每条14.5卖出，从中获利。1992年9月22日下午，刘杰、景卫东等人开汽车到抚宁县榆关镇销售假烟时，被榆关镇工商行政管理所查获。该所依法将刘杰尚未卖出的假山海关牌香烟300条、卖假烟的赃款1450元以及运烟的汽车扣押，并罚款10000元，责令刘杰于月底前交清罚款。之后，刘杰拒交罚款，并与景卫东预谋将被扣押的汽车抢回。同年9月24日晚饭后，刘杰携带尖刀、手铐与景卫东一起骑自行车到榆关镇工商行政管理所墙外伺机行动。晚12时许，刘、景见该所值班人员熄灯睡觉后，便翻墙进入院内。因大门上锁无法将汽车开走，遂由景卫东负责给被扣汽车加油，刘杰从被扣汽车内拿出斧子、手电筒直奔二楼所长办公室要大门钥匙。值班的副所长张海珊被惊醒，当即起身，刘杰见状便大叫“别动，趴下，把脸蒙上！”这时，张海珊趁机抓起被子照刘捂去，刘杰挥斧将被子刮破，砍在办公桌上。张边与刘博斗边呼喊，刘见势不好，下楼和景卫东一起逃跑。

「审判」
河北省抚宁县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依照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依法扣押、管理的财物以公共财产论。被告人刘杰勾结被告人景卫东，以暴力、胁迫手段，妄图劫回因从事非法活动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扣押的汽车，因被害人反抗而未逞，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未遂）。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刘杰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从重处罚；被告人景卫东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比照主犯从轻处罚。被告人刘杰系刑满释放后三年内再犯罪，属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条的规定，于1993年5月5日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刘杰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二、被告人景卫东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三、作案用的斧子、尖刀各一把，手电筒两个，予以没收。
宣判后，刘杰不服，以被扣押的汽车是自己的，抢回汽车不构成抢劫罪为理由，提出上诉。
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认为，原审法院认定刘杰、景卫东犯抢劫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以被扣押的汽车是自己的，抢回汽车不构成犯罪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于1993年7月8日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分析」抢回自己被国家机关依法扣押的财物，是否侵犯公共财产权。《刑法》第91条规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因为该私人财产在有关单位管理，使用，运输期间，有关单位获得占有权，同时与该财产的所有人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有关单位承担如期返还给所有人的义务，所有人有请求返还的权利，如果该财产毁损，灭失，有关单位应承担赔偿的责任，所有人有请求赔偿的权利。“以公共财产论”有两层意思：一是该财产的所有权性质被视为公共财产，因此可能成为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二是财产所有人对该财产的侵犯也能构成对公共财产权利的侵害。本案所涉汽车虽然为被告人刘杰私人所有，但是正在国家机关合法扣押之中，属于国家机关管理中的私人财产，依法以公共财产论。被告人刘杰抢劫自己所有的被国家机关依法扣押的汽车，实际侵害了公共财产权，当然能构成抢劫罪。同理，在其他所有权和占有权分离的场合，如所有人将财物抵押，留置，出租，出借给他人，所有人对在他人合法占有之下的有关财物进行盗窃，抢夺，抢劫，毁损的，也可构成有关侵犯财产的犯罪。

「案例」甲某因驾驶自己的一辆简易机动三轮车违章，其车被交警扣押于交警队的大院内。晚间，甲某潜入该院内，趁值班员不备偷取院门钥匙欲将车盗走，被值班员乙某发现后上前制止。甲即殴打乙，将乙捆绑，用毛巾，手帕，布条堵，勒乙某的口鼻，致乙某窒息死亡。后甲某在发动三轮车时被当场抓获。
「审判」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构成故意杀人罪。
法院认为被告人盗取自己暂被国家机关扣押管理的财产，遇到值班人员的制止时，当场使用暴力，致其死亡，构成抢劫罪，且手段残忍，后果严重。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但定性不妥，被告人的辩护人关于不构成故意杀人罪的辩护理由不成立。判决被告人犯抢劫罪，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案移送的供犯罪所用的白手帕，花毛巾，聚乙烯绳依法没收；简易机动三轮车及货物依法发还。
被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法院二审认为，上诉人为盗窃所有权属于自己但被公安机关依法插扣的机动车辆时，使用暴力伤害他人致死，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原判定性不准，量刑过重，故改判上诉人犯故意伤害罪，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生。
「分析」甲某是否构成抢劫罪？这涉及一个前提的认定，即偷回自己被公共机关扣押的财物的，是否构成盗窃？如果构成盗窃，在盗窃过程中当场使用暴力，就“转化”为抢劫罪，抢劫致人死亡，应该以抢劫罪（结果加重犯）论处。如果认为不具有盗窃性质，则只能就致人死亡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一审判决抢劫罪，显然是建立在成立盗窃的基础上的；检察机关起诉故意杀人罪，辩护人认为是故意伤害罪，二审判决故意伤害罪显然是建立在否认盗窃基础上的。二审判决显然与“刘杰抢取自己被工商所扣押的汽车案”相冲突
法院对类似的情况作出不同的判决，令人无所适从。

那么对类似于“盗窃自己所有被他人合法占有的财产”一类的案子的性质该如何认定呢？从占有的角度来分析：占有分为合法占有和非法占有。合法占有是指占有人通过合法手段如承租等占有所有权人的财物。非法占有是指占有人通过非法手段(如盗窃)占有所有权人的财物。所有权人盗窃自己所有而被他人占有的财物能否构成盗窃罪与他人占有所有权人财物性质有直接的关系。
第一,所有权人盗窃自己被他人非法占有的财物,一般不能构成盗窃罪,此种行为在外国刑法理论中一般称为阻却违法性的自救行为,不构成犯罪。在我国刑法中虽然没有关于自救行为的规定,但是根据盗窃罪的犯罪构成仍然可认定此种行为不能构成盗窃罪,因为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看,其盗窃行为不是为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而是恢复自己的权利,主观方面与盗窃罪构成不符。但是有一点是例外的,那就是如果所有权人实施盗窃行为时并不知道所要窃取的财物归自己所有,而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窃取,那么即使窃回的是自己所有的财物,仍然构成盗窃罪,这属于刑法中的认识错误问题。
第二,所有权人盗窃自己被他人合法占有的财物,要根据行为人盗窃的主观目的来决定是否构成盗窃罪。一般在正常情况下,所有权人的财物如被他人合法占有,则此时财物相对于所有人应被视为他人财物,尽管所有权仍在所有权人这里。如果所有权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此类财物,应构成盗窃罪。国外也有规定秘密取回自己被他人合法占有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的立法例，例如日本《刑法》第242条规定：虽然是自己的财物，但由他人占有或者由于公务机关的命令由他人看管的……，视为他人的财物。但国外的类似立法并没有将秘密取回自己被他人合法占有财物的行为一律规定为盗窃罪。这与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不矛盾的。例如:被告人马某将其价值4000元的三轮摩托车借给同村的张某使用。张某使用后将三轮摩托车锁在自家门前，当晚12时许,被告人马某用备用钥匙打开车锁,将车骑走。次日,张某把丢车的情况告诉马某,马某隐瞒了真实情况,并表示愿意原价赔偿。后马某将该车卖与他人得款3500元，并接受张某赔偿款4000元。本案被告人的财物在被他人合法占有之下,就应被视为他人财物,被告人主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了被视为他人财物的三轮车,理应认定构成盗窃罪。“在本人控制下的本人财物当然不能成为盗窃对象,但在他人控制下的本人财物则可以成为盗窃对象。因为无论基于何种原因本人财物处在他人控制下,他人就产生了对该财物的保管责任,在保管期间财物丢损,属于保管不当,应当负赔偿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他人虽然不是财物所有人,却是财物的占有人。因而,如果财物所有人采取秘密窃取手段盗窃他人保管之下的本人财物然后又进行索赔,实际上侵犯了他人财产所有权,符合盗窃罪的本质特征,应以盗窃罪论处。”但是如果行为人盗窃自己所有财物并非是为了非法占有,而是因为行为人对于自己所有的财物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实现权利,才采用了秘密窃取的方式取回自己的财物,因这种盗窃行为人主观缺乏非法占有的目的,所以不能构成盗窃罪。与此相似的，最高院于2002年7月颁布的《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而非法拘禁他人的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规定，对于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而非法拘禁他人的行为，以非法拘禁罪定罪。这一规定也未将出于主张自己权利意思而扣押他人的行为认定为绑架罪，也否定了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例如,甲将其摩托车借给乙使用，后乙以各种借口推托迟迟不将摩托车返还给甲，后甲于某晚趁乙家中无人之机，将摩托车盗走，事后甲承认自己的行为,并愿意去公了。甲不具有非法占有乙财物的主观目的,不构成盗窃罪。
综上所述，在所有权和占有权分离的场合，如所有人将财物抵押，留置，出租，出借给他人，所有人对在他人合法占有之下的有关财物进行盗窃，抢夺，抢劫，毁损的，可能构成有关侵犯财产的犯罪。这是理论上所达成的共识，也就是说可能构成也可能不构成，那么区分构成与不构成的关键就在于行为人的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为目的，问题就再次转化集中到什么叫非法占有，如何认定有无非法占有的目的。
什么是刑法中的非法占有呢？占有首先是一个民事法律中的概念。占有就是对物的实际控制和掌握，是指主体对物基于占有的意思进行实际控制的事实或状态。刑法意义上的占有不同于民法意义上的占有。从民法意义上讲，占有是所有权的权能之一。所有权分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占有权是所有权的基础，没有占有权其他三项权能就无法实现。民法中的占有，按其取得方式不同又分为合法占有和非法占有。合法占有是指行为人通过法律规定的合法的形式对物进行掌握和控制。非法占有则是不合法占有或者说通过非法的途径实现占有。非法占有又分善意占有和恶意占有。善意占有是指占有人在占有时不知道或无须知道其占有财产是非法的。恶意占有是指占有人在占有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对某项财产的占有是非法的。
民法中的恶意占有和刑法中的非法占有有近似之处，但也不完全相同。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是通过实施犯罪的手段将物（财产）占有。也就是说刑法中的非法占有是通过刑法所禁止的手段将他人所有的财物进行实际掌握和控制，使物主对物失去控制。这种非法占有决不仅仅是占为行为人自己所有，也包括行为人非法处理自己控制和占有的物，如销赃等。刑法中的非法占有是这类犯罪主观故意的集中表现，而抢劫、盗窃、诈骗、贪污等则是实现非法占有故意的外在表现形式。如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劫取他人财物的行为；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此类犯罪的既遂大多是非法占有目的实现，非法占有的状态形成。刑法中的非法占有所侵犯的是刑法所保护的所有权和实际占有的状态，使物主丧失对财物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因此，刑法中的非法占有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财产所有权关系，是犯罪的行为人希望通过实施犯罪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它是不同于民法意义上的恶意占有的。
那么案例一中的刘杰和案例二中的甲某的行为符合刑法中的非法占有，首先两人都是通过刑法做禁止的手段将他人合法占有的财物进行实际掌握和控制，使其对物失去控制，其次两人的行为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实际占有状态，使占有人丧失了对财物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既然认定了两种情况的相似，法院做出的相反判决令人费解，特别是案例二中法院认为甲的行为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抢劫，难以理解，因为甲的行为是法律禁止的同时也侵犯了公权例机关的实际占有状态应该认定为非法占有，难道非要甲偷回自己的车还去让对方赔偿才能叫非法占有吗，笔者认为非法占有侵犯的是刑法所保护的关系，这是法律调整的对象，而不应该以价值比例来认定，更何况，认定甲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刘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更难自圆其说。
其实对于非法占有他人占有的属于自己的财物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完全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行为人的财产被对方合法占有，以盗窃抢劫等方式去非法占有对方合法占有的财产的话，很显然要按所触犯的罪名定罪。通过合法方式占有的财产是受法律保护的，不得以非法方式去改变。比如甲欠债不还，乙应依法向法院起诉或通过其他合法形式去追索债务，而不应该用非法形式去取得，这种行为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对这种行为不依法追究，必然导致社会秩序大乱，盗窃、抢夺等犯罪横行，司法机关就丧失了其解决纠纷的作用，影响社会稳定。当然，对此类行为在量刑时可以从轻处理。同样，被扣押的汽车经过合法的程序处理后应该返还的按法律规定返还，造成损失的按法律规定赔偿，行为人完全有合法途径来救济自己的权利，如果其用盗窃等刑法禁止的行为就应该定相应的罪以维护秩序，有利于法的实现和法治的实现。
江西财经大学法律硕士 赵希璇

关于单位犯罪的立法完善

董洁 韩强

　　单位犯罪，是我国刑法改革之后新增加的规定，国际上通行称为法人犯罪。因为我国法人制度起步较晚，法人制度并没有很好的完善起来，大量的非法人企业、事业单位、团体存在等原因，因此在我国称其为单位犯罪较符合国情，虽然单位犯罪与法人犯罪的主体范围规定上略有不同，但其构成犯罪的理论基础大体上是一致的，那么首先从法人犯罪的立法发展谈起，来看一下我国刑法有关单位犯罪的问题。

　　一、法人犯罪的立法发展

　　早在古罗马时代，法人制度就成为罗马法中的重要制度。但当时，法人不能成为犯罪主体是明确的，立法者信奉的是古老的拉丁规则：“社团不能犯罪”，否认法人有犯罪能力，一直到19世纪之前，大陆法系，欧美法系都在沿用这一的原则，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法系国家突破了传统的个人犯罪的刑事责任框价：将一些起重要的法人义务用刑法规范起来调整。受英美法系的立法影响，也有一些大陆法系的国家在法律上出现了法人犯罪的规定。
　　马克思曾指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还是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这实际上是说，任何立法不是抽象思维的结果，而是与一定的社会关系相适应的，法人犯罪的立法也是如此。在我国，历史悠久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制度和50－70年代的产品经济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制度下，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人，企业没有自主权，没有自身利益，其不能也不需要实施犯罪。法人犯罪不但鲜见，也不足为虑。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法人大量涌现，企业也有了自主权，有了自身利益，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一些法人在求利欲望的驱使下，实施各种犯罪行为，法人犯罪成为客观现实。时代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变革，为法人犯罪的立法发出了呐喊。1987年1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该法第47条第4款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犯走私罪的，由司法机关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该单位判处罚金，判处没收走私货物、物品、走私运输工具和违法所得。”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在《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再次明确单位和组织可以成为走私罪，逃套外汇罪，非法倒卖外汇牟利的投机倒把罪、受贿罪和行贿罪的主体。从此，单位和组织成为我国单位行刑事法规规定和某些犯罪的主休。1997年我国修订后的刑法典中，第一次在中国的刑法总则中对单位犯罪作了规定。

　　二、单位犯罪中需要立法完善的问题

　　虽然我国刑法典以总则专节规定单位犯罪的总原则，分则挂相应罪名的立法方式，对单位犯罪作出了正式明确规定，为惩治单位犯罪提出了有力的法律依据。但在刑法理论和实践中，对单位犯罪的许多具体问题，还存在分歧和不足之处，下面仅试对单位犯罪的概念，主体的范围，处罚原则的适用浅谈一下我的观点：
刑法第30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虽然界定了单位犯罪的主体范围，强调了罪刑法定原则，但显然不是单位犯罪的概念规定，且规定较笼统，为单位犯罪的理论和实践探讨留下了空间。”
　　1、关于单位犯罪概念：王仲兴，张穹、陈兴良、高明暄等刑法学家在其相关的著作中都作了界定，从理论和法条规定上看，单位犯罪具有以下特征：
　　犯罪主体复合性：是由单位（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为形式，以自然人（单位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内容组成的特别主体。它既有别于单一主体，又不是两个主体，而是由单位成员和单位两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内外体合二为一。在单位犯罪的构成中，它能统称为一个主体—单位，但在具体量刑时又可以一分为二，对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刑。
　　主观罪过多样性：虽然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大多数单位犯罪是故意犯罪，但同时也规定少数单位过失犯罪，例如，第135条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第138条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第139条消防责任事故罪等等。另外，刑法137条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和第189条对违反票据承兑、付款、保证罪等的罪过形式很难明确划定是间接故意还是过失，表现出一种二者兼有的混合罪过形式。
　　客观表现的整体性：任何一种犯罪，都是通过一定的客观行为表现出来的，同样在单位犯罪实施过程中，所有的行为归根结底都是以自然人作为或不作为得以客观再现的，但这种表现过程与自然人犯罪有着根本的不同，即它是以单位的整体性为基准的，个人的行为都必须体现出整个单位的意义，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单位犯罪。
　　因此，对单位犯罪的概念作界定时应结合单位犯罪的上述特征，这还有待于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2、关于单位犯罪的主体范围问题：我国刑法规定的单位犯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那么单位的下设或派出机构，法人的分支机构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是否构成单独的单位犯罪，我国刑法无明确规定。针对此，有的学者主张应由其隶属的法人单位负刑事责任，而有的学者主张将单位理解为法人及其之下的职能部门所有的合法单位。但这两种观点似乎都过于绝对。对于那些拥有一定经营决策权的机关对独立的下设机构，依自己意志为谋取其局部利益而实施的犯罪，具有明显的犯罪特征，如果也将其独立行为归罪于其隶属的法人单位，则明显失法的公平公正理念。因此，对单位下设机构根据其与单位隶属关系的独立性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法人内部的非独立性的职能部门，如营业部、公关部、工厂、车间等。他们是不是具有独立资格的内设机构，其决策权取决于上级主管部门或单位最高决策机关，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应由上级单位负责，其本身不能构成犯罪主体；另一类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机构，如公司的一些分公司，银行分支机构，大学的分院等，它们有的虽不具有法人资格，但其决策具有自主性，尤其例如具有经营资格的分公司，在依法领取营业执照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单独进行经营活动，并能对所作决策负法律责任，可以构成单位犯罪主体，这些下设机构在上级单位不知情的情况下，其负责人独立下设机构名义并为下设机构自身利益决定实施的犯罪，应单独由下设机构承担刑事责任。由于法律没有对其主体作出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此也较难把握，究竟何种单位下设机构危害社会的行为构成单独的单位犯罪，还需要法律的统一规定，对其加以规范。
　　3、关于单位犯罪的处罚，我国对大多数单位犯罪采取的是双罚制，即对其单位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人身刑，另一方面要对单位处以罚金刑。另有少数如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工程、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消防责任事故罪等均只处罚相关责任人员，实行单罚制。刑法对单位犯罪处罚的规定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刑罚种类单一，我国刑法惩治犯罪单位的刑罚只有罚金刑，这在实践中难以满足惩治和预防单位犯罪的需要。单独罚金刑并没有限制或剥夺单位的其他权利，不能阻止单位各项活动的进行，甚至难以阻止单位犯罪的继续。
　　针对刑罚种类单一的问题，建议立法部门应为犯罪单位设置专门的刑罚种类，增设资格刑，刑事破产，没收财产、查封、停止营业等刑罚。现行《法国刑法典》就为法人设置了专门的刑罚，在总则第三编专节规定了“适用法人之刑罚”其中包括解散法人，禁止直接或间接从事一种或几种职业性或社会性活动，置于司法监督之下，禁止参与公共工程，公布宣判决定等。
　　其次：罚金刑规定数额较笼统，现行立法对罚金没有规定具体数额，这容易引起量刑不平衡，司法实践中普遍对罚金判处较低。罚金的力度与单位犯罪的实际危害性不相适应，对于国家造成数千万损失的法人犯罪往往只惩罚数万元。立法没有制定有效的收缴措施和执行保障制度，使罚金刑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行性，导致执行难，尤其是对一些国家机关判处罚金，其财产来源于国家财政，对其判处罚金实际上是国家罚国家，使司法陷于尴尬境地。
　　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我们在立法上予以完善：规定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和具体数额标准。在适用范围上排除机关犯罪。在适用幅度上，对以营利为目的的单位犯罪，可直接以违法所得或犯罪数额为基准，实行倍比罚金或比例罚金。过失单位犯罪，可参照故意犯罪的罚金数额计算，或以其危害程度为依据，另设具体的罚金数额标准。建立具体的罚金收缴措施，程度和执行保障机制。例如增设财产先行扣押制度，加强与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的交流，强化人民法院对犯罪单位流动财产的跟踪监控等。
　　再次，对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量刑幅度差距较大，如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自然人犯罪最高刑可判处死刑，单位犯罪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最高法定刑是十五年；对受贿罪，自然人犯罪最高可以判处死刑，单位犯罪的主管人员和直接人员最高法定刑是五年。同样是破坏国家市场经济秩序，仅因单位走私是为单位牟取利益，其主观恶性没有自然人那样强烈，在刑事责任轻重上作了较大的区分，在法理上也有背于公平公正原则。公司或非法人组织具有较大的经济实力和组织力量，能够从事较大规模的犯罪活动，因而一旦实施犯罪，其犯罪数额远远多于自然人。单位犯罪中主体大多资金雄厚，有上下左右关系网的复杂交织，活动范围广、能量大，一旦实施犯罪就多为重大犯罪。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同时带来许多负面效应，例如国家资财受损，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协，破坏党风，廉政建设等。
　　针对上述现象，立法部门也应制定相应规定，对其中一部分单位犯罪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负责人员加大刑罚力度和刑罚种类，以起到惩治和预防单位犯罪的目的。


参考书目：
《中国刑法论》杨春洗、杨敦先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刑法实施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丁慕英等主编，法律出版社
《新刑法疑难问题解析与适用》候国云、白岫云，中国检察出版社
《刑法学》上册，张明楷主编，法律出版社
《法国刑法典·刑事诉讼辞典》罗结珍译，国际文化出版社
《论刑法规定的单位犯罪》高明喧、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