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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秘密的范围和构成条件及其应用
张　今

　　　商业秘密是现代知识产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制度的重要内容。然而不同国家的法律以及国际组织文件对于商业秘密概念的表述不尽相同，却都不约而同地围绕着商业秘密的范围及其构成条件即秘密性、价值性等进行解说。1这种现象提醒我们，对商业秘密的司法认定和保护应当建筑在准确地把握构成该事物的那些最重要的特点之基础上，而一切定义都只是直观的、现象的。
一、商业秘密的范围
　　商业秘密的范围，即商业秘密包括哪些内容。这在司法实践中，以至于理论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什么样的信息、具有何种表现形式可以取得法律保护。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商业秘密和范围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一)技术性信息
　　技术秘密即狭义的商业秘密，是指应用于工业目的的没有得到专利保护的、仅为有限的人所掌握的技术和知识。技术秘密在60年代最早出现于国际经济贸易中，对它的定义可以在有关国际组织文件中找到。我国最早使用技术秘密是在对外经济贸易领域，1985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了专有技术的引进。其中专有技术特指，“未公开过、未取得工业产权法律保护的制造某种产品或者应用某项工艺以及产品设计、工艺流程、配方、质量控制和管理方面的技术知识”。
　　值得一提的是，技术秘密和非专利技术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工业发达国家的现行相关法律条文中，找不到与“非专利技术”对应的概念。我国的技术合同及其他法律中也并未对这一概念作出明确界定。在最初使用这一概念时，人们一般是将它与技术秘密等同起来认识的，以为两者所指向的对象属于同一事物。但实际上，非专利技术和技术秘密不是同一个概念。非专利技术是指不涉及专利权的技术之总和，它包括被排除在专利保护范围以外的技术、未申请专利而处于保密状态的技术、专利保护期届满后进入公有领域的现有技术。技术秘密只是非专利技术中的一部分，范围明显窄于非专利技术。在我国技术市场开放初期，为了加强科技成果的应用和推广，国家既提倡转让最新的先进技术，也鼓励转让现有的适用技术。某些行业或单位已经公开的适用技术，只要接受方需要，都允许转让。与此相适应，我国技术合同法使用了“非专利技术”而不是“技术秘密”一词。1999年1月通过的《合同法》技术合同一章中，以“技术秘密转让”取代了“非专利技术转让”。这一更改不仅反映了十几年来我国技术市场逐步成熟，技术创新和技术推广应用的水平大大提高的巨大进步，同时也说明我国对技术知识的保护范围趋于确定和明了。
　　(二)经营信息
　　经营信息，是指能够为经营者带来经济利益或竞争优势的用于经营活动的各类信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5年11月发布实施的《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下称《若干规定》)第2条第5款所列举的“管理诀窍、客户名单、货源情报、产销策略、招标投标中的标底及标书内容”均属于典型和常见的经营信息。除此之外，与经营者的金融、投资、采购、销售、财务、分配有关的信息情报，如企业投资方向、投资计划、产品成本和定价、进货及销售渠道等都属于经营信息的范围。
　　经营信息和技术秘密作为商业秘密都是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带来竞争优势的经验类信息。两者的主要区别有两点：首先，技术信息侧重于指工业中的技术知识和经验；经营信息则是指企业、事业在经营管理中的知识和经验，除了工业、制造业外，还涉及商业、服务业、旅游业、金融业等广义的产业领域。其次，技术秘密比起商务秘密具有更明显的财产价值。对技术秘密的认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经营信息在构成条件和范围上存在较多不易确定的地方。
　　商业秘密的范围在理论和立法上有日益扩大的趋势。从世界范围看，商业秘密保护先是财产特征明显的技术秘密，随后逐步扩大到技术秘密以外的经营性信息。与此发展趋势同步的是，商业秘密含义的界定由外延式列举到高度概括性地揭示内涵。最能反映这一历史沿革的是美国的《侵权法重述》到《统一商业秘密法》的变化。2随着各国之间经济科学技术交流的不断发展，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成形，对商业秘密认识的差异在逐步缩小。《知识产权协议》第39条关于商业秘密的规定，就是各国已达成的共识的充分体现。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定的《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的示范法》第6条内容及其注释再次证明了这一认识存在的事实。3
　　与理论上扩大范围的倾向形成对照，司法实际中商业秘密保护范围远没有达到理想的宽度。行政执法机关和法院处理的案件大多数是技术秘密的，经营信息案件所占很少。究其原因，是因为实际中左右商业秘密认定的，不是定义本身而是法定构成条件。经营性秘密在构成条件的认定上难以把握，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使得经营类信息想要按照当事人的主张形成一项确定的权利困难很大。
二、商业秘密构成条件的认定
　　按照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3款之规定，商业秘密的构成条件有秘密性、价值性及所派生的独特性。这些构成条件是借鉴吸收外国立法和遵循国际通行做法制定的，因而它与其他国家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是可以互相参照的。
　　(一)秘密性
　　秘密性是商业秘密与专利技术、公知技术相区别的最显著特征，也是商业秘密维系其经济价值和法律保护的前提条件。一项为公众所知、可以轻易取得的信息，无法籍此享有优势，法律亦无需给予保护；一项已经公开的秘密，会使其拥有人失去在竞争中的优势，同样也就不再需要法律保护。因此，商业秘密的秘密性条件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这两个方面的统一。
　　不为公众所知悉应是一种客观事实，它与信息持有人的主观认识无关。单在文件上标明“保密”或者自视为秘密的信息，实际上内容已进入公有领域，不能使信息成为商业秘密。
　　不为公众所知悉又是相对性的。第一，“公众”的相对性。一项构成商业秘密的信息并不是指除了合法持有人以外没有任何人知悉。而是指该信息在本行业或本领域内不为公众所知。具体地说，公众是指同业竞争者。非竞争者如一般公民和组织被排除在外。即使竞争者也仅仅指同行业、同领域的能够凭借该信息取得经济利益的企业、科研机构或个人。但是从事与该信息有关的技术开发、经营管理活动的科技人员、生产人员、销售人员、管理人员知悉该信息不影响其秘密性。公众在主体上的相对性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宗旨相吻合，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的是竞争者之间的竞争行为。因而商业秘密相对的“公众”当然不是泛指社会上不特定的多数人，而是指该信息应用领域的竞争者，即同业竞争者。
　　第二，公众在地域范围上的相对性。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很不平衡，有的技术在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早已推广应用成为公知技术，而在一些边远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可能还鲜为人知，属于先进技术。和国外相比，则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在科技方面存在着很大差距。某些国外即将淘汰的技术，被我国企业引进之后，可能被当作先进技术，具有秘密性。因此，秘密性的地域范围并不是象专利发明的新颖性那样，有一确定的空间标准，而是随着个案中涉及的有利益冲突的主体的性质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当所涉及的是两个跨国公司的竞争关系时则应考虑世界范围内的相关公众。如果涉及的是一个国家的两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则应考虑这个国家的公众。4
　　秘密性的另一含义是指合法持有人对这些信息在主观上有保密意识，客观上采取了适当的、合理的保密措施。某种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要看信息持有人是否尽合理的努力去维护它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秘密状态，亦即是否采取了保密措施。采取保密措施不仅可以达到预防泄露商业秘密的目的，同时也决定着某种信息能否成为保护客体。实际中，保密措施有多种表现形式，持有信息者可以采取法律的、技术的等措施来维护信息的秘密性。例如，制定企业保密规则，明确企业商业秘密的种类、范围、密级、管理职责、违规处罚等；与雇员签订保密协议，约束受雇人员对企业商业秘密不得泄漏、使用的义务；在合作开发技术合同、技术转让合同中订立保密条款，使合作伙伴承担相应的保密义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监控，如防盗装置、电控电眼监视系统、门卫制度等。若是体现在软件中的商业秘密，当软件进入市场销售时，所有购买者被要求与软件公司签订禁止泄露商业秘密的协议，以维持软件的秘密性。5
　　保密性的客观存在，使得竞争对手在正常情况下通过公开渠道难以直接获悉该信息，因而选择了以不正当的手段非法地从持有人那里获取商业秘密。
　　秘密性的判断应当以合理性为标准。即要求持有信息的人采取措施并合理执行，而不要求措施的万无一失。因为，保密措施用以阻止那些低于一般商业道德水平的手段，而对于经济间谍来说任何保密措施都可能防不胜防。“为阻止他人间谍活动的代价太高以致于会挫伤发明积极性，是法律不能容忍的”。因此，对权利人来说，只要采取了合理的、适当的保密措施，使商业秘密在合法的条件下不至于被泄露就应当认为具有秘密性。对第三人来说，凡以不正当手段非法占有他人商业秘密，就是法律所制裁的行为。
　　综上所述，秘密性要求是双重的：第一，秘密不应该是同业竞争者已经知道了的，第二，持有人以合理的努力保持信息的秘密。如果不符合第一个要求，就没有理由支持持有人排除他人使用此信息的主张；如果不符合第二个要求，可以视为持有信息者已经把该信息赠送给了公众。
　　(二)价值性
　　价值性是指该项技术信息或经营信息具有可确定的应用性，能够为权利带来现实的或者潜在经济利益或者竞争优势。
　　具有实用性能够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这正是商业秘密的可受保护的财产利益。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是权利人取得商业秘密并努力维护所享有的商业秘密权的内在动力。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在开发研究商业秘密的过程中，已有明确的工业化或商业化目标，这无疑是出于谋求经济利益的考虑。从商业秘密的实施利用结果来看，权利人因使用了自己所掌握的技术秘密或商务信息取得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例如在技术上，含有技术秘密的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使其在同类产品中拥有性能稳定、质量可靠的特点，或者能够降低产品成本、节约原材料；在商务方面，经营信息的持有和运用能够拓宽商品销路或提高商品销售价格；在经营管理上，商业秘密的运用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开源节流，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等等。商业秘密持有人可以从上述几个方面使自己在竞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创造更多的利润。而合法持有人以外的他人也有可能以这些信息的使用谋取非法利益，保护商业秘密的意义就是禁止他人从这些信息中取得不正当的经济利益。
　　在某些商业秘密保护较发达国家，价值标准放的更宽。否定性信息如知道一些不应该犯的错误、关于照此办理不会有好结果的信息，因能够避免失败，缩小差距，因此和正面的、积极的信息一样具有价值；短暂的、一次性使用的信息，如对短期内股市行情的预测，可以带来投资效益，因此和连续使用的信息一样具有价值，都能构成商业秘密。
　　具有确定的实用性，是实现商业秘密价值性的必然要求。一项商业秘密必须能够用于制造或者使用才能为其持有人带来经济利益。实用性条件要求技术信息、经营信息具有确定性，它应该是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方案或阶段性技术成果。零星的、散逸的知识、经验或者处于纯理论阶段的原理、概念或范畴，不具有实用价值因而不构成商业秘密。实用性还体现在，商业秘密必须有一定的表现形式，如一个化学配方、一项工艺流程说明书和图纸、制造产品的技术方案、管理档案等等。但实用性要求并非要求某项商业秘密已在实际中应用，而只要求其满足应用的现实可能性即可。
　　(三)独特性
　　商业秘密中“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秘密性特征，暗含着一个隐性的技术要求，即独特性。独特性条件要求作为商业秘密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应当具有最低限度的难知性、非显而易见性。即该技术秘密或者商务信息达到了一定的技术高度或具有一定的难度，无论是所属技术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还是同行业竞争者，不花费一定的努力是无法轻易取得的。如果某项技术秘密其技术含量和难知度很低，即它的内容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它通常是公知技术。所属技术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可以通过观察、总结、联想而无需花费多大力气就可以得到。则该项技术秘密的价值性和秘密性就值得怀疑了。经营信息的独特性程度有所不同。经营信息属于情报资料、经验之类的信息。就此类信息中的片段或个别来看，有不少来源于公共领域。但如果它因花费了时间和劳动，经过收集积累、选择汇编而成为特有的，竞争对手必须通过相同途径才能得到，这些情报信息就构成商业秘密。
　　独特性是构成商业秘密的派生条件，来源于秘密性条件的延伸。商业秘密的基本要件是“不为公众所知悉”，即公众不能从公开渠道直接获得。显然，具备这一秘密性的信息必然是非常识性的。工业或商业中的常识或者广为人知的信息，无论采取了保密措施与否，都不再是一种秘密。商业秘密的独特性只是一个相对性要求，它与专利必须具备的创造性相比，在程度上有很大差别。专利法所说的创造性是指“同申请日前已有技术相比，该发明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该实用新型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审查中判断创造性是以国内外公开发表过、国内公开使用过的现有技术作对比的，要求很严格。商业秘密的独特性只要求相关信息不是本行业本领域内众所周知的常识，能与常识性信息保持最低限度的不同。实际中，商业秘密信息的独特性程度差别极大，如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的独特性就有明显距离。即使技术信息，有的属于没有达到专利保护的程度，只能依赖于保守秘密。有的是已构成发明可以申请专利的技术，而持有人选择了更有利于自己的商业秘密保护方式。
　　独特性是秘密性的派生条件，虽未在法律条文里明确规定，但学理上都将其作为构成因素予以释理，实务中也有将其作为一项构成要素来认定商业秘密是否存在的。美国的许多法院认为，从专利法的角度看，尽管商业秘密不一定构成发明，但它必须至少具有新颖的成份。在有关商业秘密案件的判决中，法院判决表明，商业设想要想获得保护就必须是新的、奇特的、或独创的、具体的。这种要求实际上无非是说信息或设想必须是非常识性的。6法国的判例和立法没有给商业秘密下过定义，但学理上描述构成专有技术的知识应具有的特征，第一项是知识的不容易取得，同时援引专利法要求的新颖性说明什么叫公众难以到手的知识。7
三、构成条件的实际应用
　　我国审判实践中，对商业秘密构成条件究竟是秘密性、价值性、实用性“三要素”，还是上述之外再加独特性的“四要素”存在着争议。而审判人员的不同观点对案件审理有着直接影响。表现为：第一，确定案件的审理对象。以“四要素”为指导思想，认为独特性对确定原告请求保护的信息范围至关重要。如同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一样，商业秘密案件必须围绕原告请求保护的技术信息或经营信息的秘密点进行审理。所谓秘密点，是指原告请求保护的信息与公知公用信息的不同之处，亦即独特性，它既是确定原告权利的支撑点，又是判断被告侵权的对比物。如果原告主张保护的信息与公众知悉的信息有区别(较公众技术有先进性)，区别点就是应受保护的范围，区别点越多保护范围越大。反之，如果原告请求保护的信息属于常识性的，与普通技术人员所知悉的信息没有什么区别，就不能成为受保护的客体。相反，持“三要素”观点的则忽略上述区别点存在与否。第二，确认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范围。认为构成条件不包括独特性的，在原告已经证明秘密性、价值性、实用性的情况下即认定该信息具备了商业秘密构成条件，而对独特性不负举证责任。如果被告仍然对独特性持有异议，则应由被告证明该信息不具有独特性。相反，持“四要素”观点的认为，原告应当负有对秘密性、价值性、实用性、独特性四个因素的举证责任。
　　依笔者之见，从逻辑上讲，一项需要以保密方式维持其商业价值和竞争优势的信息应当是区别于现有公知技术的，其性能和技术水平比通用技术、公知技术有其高明之处。否则的话，信息拥用者煞费苦心地保守秘密不免有点庸人自扰。但是，“独特性并非商业秘密的必要特征，它只是附属于秘密性”，独特性只强调非常识性、不为公众所周知。因此，在实务中，是否要求权利人证明其信息的独特性，应区分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提出不同要求。技术信息的独特性要件已包含在秘密性条件当中，一般情况下无须由原告加以特别举证说明。只有当被告以使用公知技术作为抗辩时，权利人应当证实维持秘密状态的技术信息是非常识性的、不属于一般的公知技术。对于经营信息来说，其权利人的证明责任要大一些，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构成要件外，权利人还应对争议信息具有“独特性”加以证明。像购销渠道、客户名单等经营信息，其信息源来自公共领域，但搜集整理、使用这些信息付出了相当的努力，使之成为其拥有人的特定信息，该经营信息可以认定是商业秘密。可见，独特性不仅用来证明此信息是权利人付出投资和劳动的结果，也用以说明该经营信息经过权利人的汇集、选取而从公共领域中分离出来形成特定的信息，第三人不付出同样的努力是很难得到的。
　　总之，商业秘密保护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信息合法拥有者的正当权益，禁止巧取豪夺利用他人秘密信息获得竞争优势的不正当行为。因为秘密性和价值性作为商业秘密的基本特征是不可动摇的，而独特性则应就事而论，不可绝对化。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系)
　　
　　
　　注：
　　1参阅孔祥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与完善》法律出版社1998年5月，第6章第2节；袁泳《论技术秘密的法律保护》科技与法律1998年第2期。
　　2侵权行为法重述没有界定商业秘密的定义，只是列举了可作为商业秘密的若干具体的样态。《统一商业秘密法》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规定了商业秘密，它“直率地、不是含蓄地说商业秘密指信息”。
　　3两个国际公约都以高度概括的方式将商业秘密界定为“未公开信息”、“秘密信息”，而不是单指技术秘密。
　　4韦之《商业秘密是一种相对的秘密》中国专利报1997年12月31日。
　　5参见袁泳《论技术秘密的法律保护》科技与法律1998年第2期第33页。
　　6(美)查尔斯.R.麦克马尼斯著，陈宗胜等译《不公平贸易行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8月，第184页。
　　7沈达明编著《知识产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204页。

论法院民事诉讼文书送达难

肖文


民事诉讼中文书送达是审判工作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关系到案件能否正常审理，判决结果能否及时传达，当事人权利能否得到有效维护。但是随着民商事案件大量的增多，“送达难”已经成为困扰许多法院的难题。当事人提供地址不对、下落不明、逃避送达、拒收法律文书、外出务工人员无固定地址和联系方式及受送达人的家属和基层组织不配合已经成为送达中司空见惯的现象。
一、法定送达方式及缺点
1、邮寄送达。通过邮政EMS，可以方便的查到送达环节，可以在回执上注明送达材料的名称，而且由邮政部门送达，可以减少当事人的对立情绪，送达成功率较高。目前大多数法院送达时都首先采取此种送达方式，此种方式的局限性在于一是对当事人提供的送达地址要求较高，二是邮寄费用较高，在判决书中判决由败诉方支付又没有法律依据。
2、直接送达。在邮寄送达送达不到的情况下，法院往往采取直接送达方式，由法警或者审判员自己去送达。但是由于很多当事人故意逃避送达或者有的不能提供正确的送达地址或者住址已经迁移，审判员往往送达几次都送达不到。而在有些情况下，当事人情绪激烈，不承认自己是送达人，甚至有些当事人因为不懂法律以为法院送的东西都是对自己不利的，当场和法官对峙，撕毁文书。而且由法官自己去送达，司法成本相对较高。
3、留置送达。在直接送达时，当事人拒收的，可以根据民诉法的规定进行留置送达，此时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进行见证，此规定在实际操作中比较困难。有的基层组织或单位人员不是找不到，就是找到也不愿意来，来了也不愿意见证，送达人往往要多次来回奔波。
4、公告送达。对采用以上两种方法都不能送达的当事人，法院会采取公告送达方式。公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张贴公告，一种是报纸公告。但是公告只能解决程序合法问题，真正能够为当事人知晓的少之又少，不利于维护当事人权利。而且公告时间要经过60天，拖的时间较长，既影响了法院工作效力也使得当事人权利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维护。
5、委托送达。对在外地的法律文书，有些法院会委托兄弟法院代为送达，代为送达除有以上三种送达所存在的缺陷外，有的法院出于地方保护等原因对外地委托送达的积极性不高，敷衍了事，或者故意送到不到或者拖延送达。
二、造成法院送到难的原因
1、主要依靠原告提供“被告送达地址”弊端重重。因职业变化、拆迁、搬迁等导致的地址更迭现象频发，致使起诉时原告按照要求提供的被告户籍证明或工商登记证明上所载的地址有时与被告实际居住或经营地不一致。
2、法院送达缺乏人员与财力保障。由于法律规定送达权归法院独揽，造成在个案中法院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但仍然出现送达阻力过大效率低下的状况，而各级法院的人员、车辆等硬件配置状况和案件激增的现实也不允许法院如此搞送达工作。
3、被送达人恶意规避诉讼。部分受送达人拒不签收法律文书，故意拖延诉讼进程，企图以此来逃避法律责任。有的单位法人代表在法院送达时以各种理由搪塞，拒绝露面。个别当事人单位不配合法院送达工作，不愿提供当事人有效的地址、电话。有的当事人没有法律意识，认为签收法律文书就代表承认判决对其不利的后果。
4、缺乏完整的送达机制支撑送达工作。没有专门化、职业化的送达队伍；邮寄送达过程中，大部分邮递员缺乏法院送达工作的专业技能和责任心，无法合理地判断当事人“拒收”和“无人签收”的区别。
5、法律对留置送达在实施方式上的限制不合时宜，如“须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的到场、说明情况”，既费事，也难以找到情愿协助的组织和单位；而且留置地点仅限于住所，制约了实施机会，对一些不知其住址或单位但能偶遇的受送达人丧失了送达机会。
6、委托送达、公告送达存在机制缺陷。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委托送达的期限和法律责任，出现被委托法院长期不送达拖累委托法院诉讼的情形；公告送达不仅价钱昂贵，而且形式单一，且指定刊发公告的报刊有时会因版面所限等问题拖延公告登报时间。
三、解决送达难的对策
民事送达程序中出现的问题，妨碍了人民法院诉讼程序的进行，不利于法院及时公正的审理案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针对这些实际问题，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规定，笔者建议完善以下几个方面：
（一）放宽对送达地点的限制
为了适应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不应对送达地点限制的过死，除了当事人的住所外，当事人的居所、工作场所，以及法人的营业所、事务所都可以成为送达地点，即以能找到当事人的场所为标准规定送达地点。另外，笔者建议通过立法确立随时送达制度，即除了上述场所，随时遇见受送达人的地方都可以成为送达地点。
（二）适当扩大签收人的范围
对于公民的送达，如果在住所地不能遇见受送达人的，可以交给有相当识别能力的同居人或其雇用的人签收。另外，在征得受送达人的邻居、房主或出租人同意的前提下，可以由他们签收，同时制作送达通知粘贴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地，告知受送达人文书已经送交的情况、文书的性质、文书所交之人的有关情况，送达的法律效果等等，并在送达回证中记明。对于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送达，除了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负责人以及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外，可以由办公地点的其他有辨别能力的职员或雇员签收。
（三）简化留置送达的条件
针对我国现行留置送达的弊端，笔者提出如下两种改进意见：
意见一：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送达方法，取消要求人民法院必须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见证”的规定，考虑将留置送达简易化。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656条规定：“如没有任何人可以或愿意接收文书的副本，经执达员查询受送达人的地址准确，并在送达文书上记明查询事宜后，已进行的送达视为向住所或居所送达”。结合我国实际，只要受送达人无理拒绝接收的，送达人员应当向当事人讲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详细的经过，通过拍摄送达现场的照片、录音录像资料作为证据，将文书留置在应送达场所即可视为送达。因为在留置送达中，是以拒收为条件的，受送达人不可能不知道有送达的事实，根本没必要邀请其他见证人到场见证。这种做法实践中已有采用，只需进一步通过法律来明确。
意见二：在我国现有的民事诉讼法规定送达人邀请见证人的义务的同时，进一步通过立法明确有关基层组织或者单位法定的见证义务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在规定中明确法院可要求基层组织、所在单位代收，其代收后于一定期限转交给被送达人，若不转交或拖延不转交，由立法授权法院可对基层组织、所在单位及直接责任人采取司法强制措施，以保证法院工作的严肃性和送达的有效性。
（四）细化公告送达程序
前文已述，公告送达的规定过于模糊，公告的载体随意性太大且公告时间较长，不利于审判的进行。完善公告送达程序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固定选择公告的媒体。对于在法院公告栏、受送达人住所地张贴公告的方式规定的过于形式，当事人几乎没有看到送达内容的可能性。因此，可以取消在法院公告栏内张贴的送达形式，而直接将公告刊登在报纸上进行送达。在实践中，大多数法院也都选择在报纸上进行公告送达，对于报纸的选择，也不能过于随意，现在主要集中在《人民法院报》上进行刊登，但是《人民法院报》的专业性太强，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大多数当事人也不可能看到这类专业性太强的报纸。因此，可以考虑以地（市）级以上公开发行的报纸为辅的公告送达媒体。
2. 缩短公告送达的时间。在信息高速发达的今天，公告时间的过长对增进送达效果也无多大用处，能否有效送达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送达的方式是否合适是否到位，只要送达方式合理送达到位，就能有效地送达，并可以有效地提高诉讼的效率。反观其他国家和地区，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12条规定：“公告送达，自根据本法前条规定开始告示之日起两周即产生效力。”台湾地区的民诉法第152条就规定：“公示送达，自将公告或通知书粘贴牌示处之日起，其登载公报或新闻报纸，自最后登载之日起，经20日发生效力。”因此，建议我国立法也应相应减少公告时间，考虑到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作法，将我国公告送达的公告期缩短为30日为宜。
（五）拓展新型、现代化的送达方式
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科技的巨大进步，我国原有的送达方式已不能适应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不能满足提高司法效率的要求。目前，由于科技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话、传真、计算机网络已日益普及，采用现代化送达方式已具备一定的条件。例如电话送达。这种方式成本低、效率高。电话通知后，可将电话录音或者通话记录作为送达证明记录在卷即可完成送达；又如电子邮件送达。法院可以通过网络以邮件的形式向当事人的邮箱发送诉讼文书的电子版，当事人接收后再通过电子邮件将送达回证发回即可完成一次送达。在我国，司法实践已在部分领域进行了有益尝试，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5条指出：“其他适当方式包括传真、电子邮件（包括受送达人的专门网址）等送达方式。通过以上方式送达的，应确认受送达人确已收悉。”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原告起诉后，人民法院可以采取捎口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双方当事人、证人。”因此，民事诉讼法立法应当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赋予各种新型送达方式以合法地位。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诉讼送达程序的规定过于简单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不规范的送达，以致影响到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实现，同时有损于法律的尊严。然而，确立科学合理的送达机制，对于保证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笔者呼吁给予民事诉讼送达程序更多的关注，根据实践经验做出更详细统一的规定，促使送达程序不断得到完善，进一步使整个诉讼程序得以正常有序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