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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电犯罪初论

张明慧 闫海

【内容提要】针对愈演愈烈的窃电风，各级电力部门多次开展大规模的反窃电斗争，但收效甚微，原因之一是对相关法律尤其刑事法律运用不足。本文则利用刑法理论对窃电犯罪进行剖析，梳理了国外反窃电犯罪的立法模式以及我国该领域的立法沿革并重点对单位窃电犯罪、窃电犯罪的量化以及类型转化和数罪问题予以探讨，最后提出了反窃电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窃电犯罪 盗窃 反窃电

近年来，中央及地方各级电力管理部门多次开展声势浩大的反窃电斗争，惩处了一批“电耗子”，挽回了巨大的电力资源损失。然而，窃电之风仍在蔓延，且出现愈演愈烈之势：从一般方法的窃电到技术窃电；从一家一户的照明窃电到厂矿企业经营窃电；从窃电的普通用户到职业窃电者，传播窃电技术或装置……线损率居高不下，据估算全国年被窃电量竟达20亿千瓦时，日益严重的窃电现象，不仅干扰了广大遵纪守法用户和电力企业的供用电的秩序和安全，也直接危害电力系统经营机制深化改革等工作，因此电力部门理应借助法律尤其刑事法律的力量，给予窃电行为以重拳打击，但反窃电实际操作中存在不少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法律问题。
一、国内外窃电犯罪立法
在各国的刑法典中，针对窃电犯罪的立法存在两种模式：一是采取增设新罪名的方式，例如德国刑法典第248条第C项，奥地利刑法典第132条以及俄罗斯联邦刑法典，我国香港盗窃罪条例也单独规定窃取电力罪，即“没有合理授权而不诚实地使用电力或者不诚实地浪费电力或将电力转输别处的行为”；二是进行扩大解释，将电规定在财物范围之内，视窃电为盗窃财物，例如日本刑法典第245条，明确规定电亦视为财物，法国刑法典第311—2条规定“损害他人利益、欺诈窃取能源视同盗窃”，我国台湾刑法（1935）将盗窃罪称为窃盗罪，补充规定窃用电气以普通窃盗罪论。
我国新旧刑法均未对窃电是否构成盗窃作出明文规定，然而早在1952年9月1日经政务院审核批准，燃料工业部公布《电力事业处理窃电暂行规定》中，就对盗窃电力的行为作出了具体的处理决定。1983年8月25日国家经委批准水电部《全国供电规则》第80条明文规定窃电系属盗窃国家财物的行为。1990年1月31日能源部、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严禁窃电的通告》第2条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即为窃电：（1）在供电企业的供电设施上擅自接线用电；（2）绕越供电企业的计费计量装置用电；（3）包灯用户私自增加用电容量；（4）故意毁坏供电企业计费计量装置；（5）伪造或启封供电企业加封的表计封印；（6）致使供电企业计费计量不准或失效的其他行为。又规定,窃电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992年两高《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4 项明确规定“盗窃公私财物，即指有形物，也包括电力、煤气、天然气、重要科技成果等无形财物”。而1995年月12日28日通过《电力法》第71条则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盗窃电能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应交电费5倍以上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1979年）第151条或者第152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1998年为适应刑法修改的要求，高法《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31项再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包括电力、煤气、天然气等”。由此可见，我国基本采用扩充解释的办法，将窃取电气、煤气、天然气等到无形财物的犯罪适用盗窃罪，可是立法上的过于简单且未考虑上述犯罪的特殊性，使法律中隐含不少先天性矛盾。
二、对窃电犯罪的法律适用的若干问题
（一）关于单位窃电犯罪的问题
新时期，窃电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犯罪主体中企事业单位呈上升趋势，且涉案金额巨大，毫无疑问，查禁单位窃电是反窃电斗争的关键环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刑法学界对单位能否成为犯罪主体进行激烈的争论，但针对“走私法人化”的1987年《海关法》首开规定单位犯罪的先河，陆陆续续在单行刑事法规中规定了近60多种单位犯罪。1997年刑法采用了总则与分则结合对单位犯罪重新作出规定，在总则中规定了单位犯罪的定义和处罚原则，在分则中规定了各种具体的单位犯罪的构成和刑罚，即第30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因此单位犯罪构成、除必须具备事实特征以外，还必须具备法律特征，即只有在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情况下，才能以单位犯罪论处。遗憾的是，在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100余种单位犯罪罪名中不包括盗窃罪，那么，对于单位实施的窃电行为应如何定罪量刑呢？高检在1996年1月23日《关于单位盗窃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单位组织实施盗窃、获取财物归单位所有，数额巨大，影响恶劣的，应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主要的直接责任人员按盗窃罪依法批捕、起诉。该司法解释，通过采用处罚单位犯罪中较例外的单罚制，从而巧妙避开了对单位盗窃的认定，而被司法实践广泛适用。事实上在各地的对单位窃电犯罪的审判中，基本上是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主要的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刑罚，但是单位窃电犯罪通常是出于降低生产成本或增加营业外收入的目的，由单位决策机构集体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员决定，并将窃电所得归于单位的犯罪行为，适用上述处罚与新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以及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冲突，因此单位窃电的定罪量刑是一个颇值立法与司法界探讨的问题。
（二）关于窃电犯罪中的量化问题
1．依据我国新刑法264条规定，盗窃为典型数额犯，并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作为区分不同量刑档次的标准，因此数额在盗窃罪的定罪量刑中具有重大意义。盗窃数额指犯罪人通过盗窃行为实际占有的货币及财物折算而成的货币数量，窃电量的认定由此成为窃电犯罪的定罪量刑的关键，但由于电能无形化的特点以及技术手段的局限，电力部门不能也不可能查明窃电的具体数量，所以在窃电犯罪的量上常援用1996年10月8日电力部《供电营业规则》第103条第2款的规定：“窃电时间无法查明时，窃电日数至少以180天计算，每日窃电时间：电力用户按12小时计算，照明用户按6小时计算。”有学者认为该规章不应成为窃电犯罪的审判参照。理由一，由于适用行政规章《供电营业规则》对窃电量的认定，涉及罪与非罪的界限，而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只有法律才是刑法的渊源的精神相悖；理由二，对窃电量的推算违背了禁止不利于被告的类推原则，其对窃电数额的认定不准也有违反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不切于打击犯罪的刑法目的以及电力管理部门取证不能的客观实际，况且1998年高法在对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话码号的盗窃数额认定的解释中也采用推算的方法。因此，现在工作是寻求更为科学的估测方法并提升其法律效力。
2．刑法修订中废止旧刑法152条惯窃罪的规定，但在新刑法第264条规定“多次盗窃”作为盗窃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一，因此多次盗窃公私财物，即使未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也构成盗窃罪。1998年高法解释第4条：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之罪处罚。有学者因此认定“多次盗窃”仅指司法解释中的两种行为。笔者认为从立法背景与刑法目的角度认识，“多次盗窃”应作扩大理解，否则有轻纵犯罪之虞，在窃电犯罪中，特别是照明用户窃电时，常出现多次窃电，累计数额又达不到“较大数额”，或虽然屡次行政处罚仍屡犯不改的情况，应该从“多次盗窃”角度追究刑事责任。当然，窃电犯罪有与一般盗窃不同的持续犯的特征以及对行为区分因难的情况，所以应利用空间差别与行政处罚等来谨慎划分行为次数，例如规定一年以内针对不同供电计量装置或被依法行政处罚三次以上，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适用盗窃罪的刑罚。
（三）关于窃电犯罪的转化和数罪问题
1．各级电力部门在查禁窃电的过程中，屡屡遭受窃电者的暴力或威胁手段，从而取证不能，处罚不果，以致最后不了了之的结局。如何运用刑事手段来维护电力稽查人员的正常用电检查呢？1990年能源部、公安部《关于严禁窃电的通告》第6条：对持证查电的工作人员进行侮辱、殴打、非法拘禁或用其他方法威胁人身安全的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电力法》第70条，也规定殴打、公然侮辱履行职务的查电人员以及扣押、阻碍电力监督检查人员两种情况，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皆对适用何种罪名语焉不详，鉴于电力部门的“公司改组、商业化经营”的深入，妨害公务罪已不太适用，正因如此，有些法院对上述行为以漏判方式回避，例如无锡首例窃电犯罪审判中，犯罪嫌疑人任某在供电部门对其改装电表拍照取证时，使用暴力手段意图销毁证据。北塘区人民法院未考虑该犯罪事实，仅以盗窃罪宣判。笔者认为应适用刑法第269条的关于转化型抢劫罪或准抢劫罪的规定，即行为人犯盗窃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坏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以抢劫罪论处。如果使用暴力手段造成严重伤亡，同时应根据刑法第263条关于抢劫罪的加重情节的规定，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的重刑，反之若以故意伤害等罪名实施数罪并罚则人为割裂行为之间联系，不符合准确有力和适当惩处犯罪的要求。
2．窃电犯罪涉及较多数罪问题，诸如窃电犯罪并导致电力设施的毁损；窃电犯罪并引发电气火灾，甚至造成人员伤亡、财产重大损失的……笔者在此主要针对近年来日益凸现的窃电者与供电人员内外勾结中的数罪问题进行探讨。《电力供应与使用管理条例》和《电力法》都规定了对电力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以电谋私，循私舞弊的行为构成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因此电力管理部门的供电监督人员或供电企业用电检查人员在反窃电工作中，利用职务便利，索取、非法收取他人财物，为他人窃电提供便利情节严重，应依据刑法予以处罚。与之相对，窃电者通过给予有关人员财物，谋取不正当利益，应对之适用行贿罪或单位行贿罪与盗窃罪的数罪并罚，使刑法成为一把斩断内外勾结黑手的“利剑”。
三、预防窃电犯罪的思路与对策
综上所述，我国关于窃电犯罪适用盗窃的规定过于简单，而且存在立法缺陷，以致适格不能,法律武器在反窃电斗争中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笔者认为较为理想的是取法于德、奥等国单独设立窃电罪的模式，将窃取电气、煤气、天然气等到无形财物犯罪单独设立罪名，并针对其特殊性作出科学的制度安排，但鉴于刑法修改不久，较为实际作法是通过司法解释或地方立法在盗窃罪框架内进行科学化和具体化的阐述。同时电力部门也应高度重视反窃电斗争：认真研究窃电行为的表象和特征，加速计量装置的改造，运用技术手段消灭窃电行为于萌芽；加大反窃电斗争的舆论宣传力度，形成打击窃电，威慑窃电分子的氛围；加强职工的爱岗敬业的教育，对违法乱纪职工严肃追究，不姑息养奸，在电力销售环节建立反窃电的常效管理机制；加强法律工作,与公安司法部门积极配合，提高反窃电取证的科学性和权威性，运用法律，尤其是刑法武器有效制止窃电浊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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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盗窃罪研究 [A] .刑事法判解[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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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志·侵犯财产罪研究 [ 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浅论

李健


内容提要：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有着久远的法理渊源、一定的国际司法背景、宪法法律依据和深厚的现实基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检察监督的盲区，建立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是构建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需要，是实现中国宪政体制和中国特色权力制衡机制的需要，是维护司法公正，执法为民的需要；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应该建立在中国国情、把握司法规律及吸收世界优秀法制成果的基础之上；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应该包括基本原则、适用范围和程序规范、监督方式等内容。

关 键 词：民事执行 检察监督 制度


序 言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近期热议的话题，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对此做出规定，但并不影响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情。当前，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是反对，认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会影响到执行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增加执行成本，打破执行双方的平衡；第二种观点是赞成对民事执行进行全面监督，认为全面监督才能真正破解“执行难”、“执行乱”；第三种观点是赞成有限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理由是，民事执行案件数量大，检察资源有限，全面监督不切合实际，也是不可行的。笔者赞成第三种观点，并认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应该建立在中国国情、把握司法规律及吸收世界优秀法治成果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制度既行之有效又具有先进性。

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有久远的法理渊源、一定的国际司法背景、宪法法律依据

（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有久远的法理渊源 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检察监督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本质上讲，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源于权力制衡理论。西方国家的权力制衡理论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①，这便是著名的权力制约权力理论。他主张建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体，西方国家纷纷以此建国。因此，西方国家的司法机关就是法院，检察机关属于行政权力之一种，隶属于司法部。列宁的权力制衡思想不同于孟德斯鸠，他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应该统一；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必须有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机关与行政权、审判权分立，独立行使职权②。他还指出：“检察长的唯一职权和必须作的事情只是一件：监视整个共和国对法制有真正一致的了解。”③我国接受了列宁的思想，但又结合了本国的实际，确立了“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从而确立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专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使之成为和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法律地位平等的国家机关，即“一府两院”，因此，我国的权力制衡模式有别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采取的是一府两院共同对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一府两院之间权力制衡的体制。可见，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要远远高于西方国家，权力也远大于西方国家的检察机关。这种政治体制是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的结合，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是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又是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建立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是有法理渊源的。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有一定的国际司法背景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不是唯我国独有，不是。西方国家，如法国就有民事执行监督的规定，法国新的《民事执行程序改革法》第十一条赋予了法国检察官保障判决与其他执行根据得到执行的使命。④俄罗斯联邦１９９５年发布的《检察机关法》明确规定，监督俄罗斯联邦领域上现行法令执行是俄罗斯检察机关的任务，而检察长参加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是保障检察机关履行这一使命的途径之一⑤。一般而言，赋予了检察机关或检察官法律监督权的国家或多或少都赋予了检察机关或检察官民事执行监督的权力，只是大小不同，范围有差异而已。现在，许多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也在不断的改革，检察机关参与维护国家、个人利益的范围越来越广。即使西方国家没有，我国也可以有。言必称西方，是脱离国情的表现，即使是相同的法系，国家不同，其法律制度也有差异，法律制度的好坏与设计安排主要取决于是否符合本国实际和是否代表法治前进的方向。
（三）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有宪法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第18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抗诉。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特别是法院和检察院对“审判活动”和“判决、裁定”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不一致，反方认为审判活动不包括执行活动，裁定不包括执行环节的裁定，因此，检察机关不能监督执行活动，最高法院在1995第5号批复指出：“人民检察院针对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做出的查封财产裁定提出抗诉，于法无据，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就是这种观点的体现。另一方则认为，审判活动的内涵中包括执行活动，“判决、裁定”中的裁定包含了执行环节中做出的“裁定”。最具说服力的依据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汉斌1991年4月2日在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民事诉讼法（试行）修改草案的说明》中曾明确提出“执行是审判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它关系到法律和人民法院的尊严”。江伟教授是参加《民事诉讼法》起草的重要成员，他明确指出：在本条文中，民事审判就是民事诉讼，执行程序就是民事审判程序的延伸，这在起草过程中是有共识的，不存在广义与狭义两种解释⑥.因此《民事诉讼法》第14条、187条的规定本身就涵盖了对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笔者认为，综观宪法第14条、民事诉讼法14条、140条、187条的规定及十六大、十七大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表述和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结合立法实际和立法精神，应该认为“审判活动”的含义等同于“审判工作”，包含了执行环节和执行活动。因此，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在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
　　此外，检察机关履行民事执行监督才是最理想的监督。中国是一个有二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传统的法制思想根深蒂固，传统中国的法律监督机构一般都是单独设置，比如“按察史”、“督察院”，普通百姓也习惯于这种监督方式。此外，当前我国法律监督的主体很多，但监督的方式、力度、效果不理想或不妥当，如，人大监督主要是对法律的贯彻执行情况进行监督，一般不具有对个案的监督措施；党政监督则主要体现在人事、财务等方面；舆论监督不发达，且不是专门监督，效果不理想。只有专门机关，且属于法律专业性质的检察机关进行监督才是最理想的监督。

二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有重要的法律价值和社会价值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有重要的实用价值。首先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有助于克服“执行乱”。以目前的民事执行现状看，“执行乱”几乎具有普遍性，民众意见大。执行乱的原因很多，执行的体制不顺，执行体制存在结构性问题，这是造成执行乱、执行难的最根本原因。其次执行法官的法律整体素质不高。基层法院尤为明显。在执行过程中，部分法官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不深刻，随意追加被执行人，随意做出执行裁定，甚至违法执行。在法官违法违纪案件中，执行人员的比例是较高的。如2004年，查处的武汉市13名法官中，大多数与执行环节有关。第三是关系困扰执行。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视关系的社会，各种关系盘根错节，几乎是每执行一件案件，执行双方总会通过各种关系谋取利益，要么是千方百计阻挠、拖延甚至阻止执行，要么是竭尽所能催促执行。第四，司法缺乏公信力。公信力源于人民的笃信，源于对法律和司法机关的笃信。司法缺乏公信力，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有三个，一个群众的法律意识、水平不高，对法律缺乏正确的理解和认识；二是法律还不完备；更重要的是司法腐败的普遍性造成了全社会对整个司法的不信任，特别是在民事审判和执行领域更为突出。第五是法院内部监督缺乏刚性和透明性。法院内部的监督制度、方式很多，但由于内部监督具有基础性缺陷，因此，监督的效果不理想。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属于外部监督，外部监督相较于内部监督，其刚性、透明性和公正性更强，效果更理想，因此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有利于遏制“执行乱”的蔓延。
　　其次，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有益于破解“执行难”。这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的一个重点就是解决“执行难”，“执行难”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执行难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实现，最终的后果是危及法律的生存和法治社会、法治理想的实现。由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自身具有监督和配合的双重的特性，即一方面监督法院的执行活动，督促法院正确执行法律，履行职责，另一方面又对法院正确的执行予以支持配合，做好当事人的服执息诉工作，共同维护法律的权威。民事执行检察监督透明性、公正性和不与当事人产生对抗性的特点使当事人更易接受检察官的解释说服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破解“执行难”。
　　最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有益于实现法律的正义价值。正义是人类公认的崇高价值，正义的基本内容是公正、公平。公正是司法的核心，是司法的最高价值目标，也是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要实现的最终目标。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随意裁定、超标的执行、暗箱执行等乱执行，破坏的正是法律的公平正义、由“执行难”导致的法律白条，损害的也是法律的公平正义。有种观点认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会影响执行的效率，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公正和效率是法院的工作主题，但公正是摆在第一位的，效率应该的公正的前提下得到保证，没有公正的效率是没有价值的。检察机关通过正当的、合法的形式对民事执行进行监督易于实现公正，实现法律的正义价值。

三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思考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虽然有法理渊源、国际司法背景、宪法法律依据和深厚的现实基础，但由于历史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民事诉讼法没做出系统而具体的规定，2007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时，不少人大代表、专家学者、检察工作者都呼吁将民事执行纳入检察监督的视野，期望能建立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但由于这次主要是为了解决“申诉难”和“执行难”两大社会最关注的问题，因此没有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做出规定，令人遗憾。
（一）检察机关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实践
　　近几年，检察机关根据我国法治建设的长远需要进行了执行监督的大胆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２００５年以来，洛阳市两级检察院共办理执行监督案件３３起，其中运用检察建议方式办理２１起，运用纠正违法通知方式办理２起，查办执行人员职务犯罪案件３起⑦。洛阳市嵩县检察院还与县法院会签了《关于民事行政案件执行监督的若干意见》，从监督的范围、对象、原则、形式等内容作了明确规定，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⑧。威远县检察院以办理民事申诉和解案件为切入点，先后就申诉和解案件中涉及执行的问题和民事行政执行案件监督问题与县法院会签了《关于办理民事申诉和解案件的意见》和《关于民事行政执行案件监督的若干意见》，双方就民事行政执行案件的检察监督问题和达成了共识，并取得了好的效果。另外还有广州市番禺区检察院采取向人民法院发出“要求法院书面说明执行情况”的方式进行了执行监督的探索⑨。检察机关的探索是包括监督的许多方面的，为立法奠定了实践基础。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设计
　　虽然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作为一种制度目前还没有建立，但是检察机关近几年的实践和思考已经为这项制度的建立划出了轮廓，举行了奠基仪式。笔者认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1、基本原则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穿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全过程，是开展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活动所必须坚持的准则。它应该有三个：一是依法监督。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要依法，不能以监督者自居，超出法律规定乱监督。否则会出现“监督乱”、“监督滥”的情况；二是公正监督。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虽然是对法院的民事执行活动、民事执行权进行监督，但客观结果会对执行双方的力量平衡产生影响，因此监督要追求公正，要平等对待执行双方；三是及时监督。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要讲求效率，及时有效地监督违法行为或错误的裁定，否则会影响人民法院的执行，增加执行成本，给执行添乱。
2、监督范围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要限制范围。人民法院每年的执行案件达200多万件，将其全部纳入监督是不现实的，因此应该确定监督范围，目前，明确属于执行监督范围的只有一项，即，查处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的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等违法犯罪行为。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还应扩大监督范围。首先可以通过申诉的形式确定。凡是执行任意方或双方到检察机关申诉的执行案件都应该进行监督。其次，将涉及国家、集体利益的执行案件纳入监督范围，这体现了检察机关的职能。再次，将党委、人大及上级检察机关交办或其他机关转办的民事执行案件纳入监督范围。
3、程序规范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程序可以参照民事申诉案件的程序办理。
4、监督方式
　　监督方式很多，目前比较成熟，行之有效的有以下几种：
⑴抗诉。对民事执行裁定错误的，应当依法提出抗诉，通过纠正错误的执行裁定最终纠正错误的执行。
⑵纠正违法通知书。对执行过程中执行人员的违法行为应当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予以纠正。执行行为违法情形表现为五类：一是执行裁定文书正确，执行员不遵照执行，或没有执行依据而违法强制执行的。如对符合条件的不予执行，或严重超标的执行；二是截留、扣押已执行的财物不交付申请执行人；三是低价拍卖，变卖被执行人财产；四是对已裁定停止执行的案件仍然强制执行等违法现象；五是执行人员违反廉洁规定。如，接受当事人的钱物、宴请等。
⑶检察建议。对民事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非抗诉和违法的情形，如果需要，可以向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如，原审判决明显错误，检察机关已经抗诉而再审裁定尚未制作，如果执行则可能造成不必要的司法资源浪费或严重的社会后果，这种情况就可以发暂缓执行的检察建议。
⑷查处职务犯罪。查处执行过程中执行人员的犯罪行为是法律明确的监督方式，也是最具刚性、最具惩罚性的监督方式。检察机关应当充分有效地运用此手段，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监督效果。